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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4，114-120（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存在决定意识抑或物质决定意识——试论中国咨询心理学的发展道路

1前言

作者在1998年9月16日羊城晚报看到一篇报导，不禁感叹万千“心理咨询是世界是最不值钱的玩意，是个人、有把嘴就可以作心理咨询了。”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没有钥匙，怎解心锁

——心理咨询兴起，咨询培训随之红火

本报讯“来听心理课的，多数不是自己有‘问题’，而是帮别人解决问题。”日前在广州一个心理咨询培训班，负责人如是说。

9月13日，记者走访这个由某医学院举办的培训班，看到60岁的陈姨。她原是医务工作者。“我希望通过学习，为同龄人解除一些心理上的障碍，”她说，周围不少人退休后无所事事，情绪低落。

薛小姐、马先生也是学员，他们想把心理咨询当饭碗。薛是山西人，高中毕业后在广州做模特，“我不可能一辈子吃青春饭，心理咨询是新兴行当，我想试试。”马先生在广州做了几年生意，最近准备回老家山东，“听说这里有个培训班，也来学一学，看回去能不能做这个。”

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为其提供排解的心理咨询业，亦应运而生。时下一些工、青、妇等机构，企业、街道、声讯台等，都办了咨询热线。但广东省高校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玲教授认为，从事心理咨询，既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又要具备医学与社会心理学知识，不经过严格培训很难胜任。

刘小姐曾在某家政公司从事老人心理咨询，最近辞了职。她说做过几次后就感到自己缺乏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公司的培训只是一些简单的技巧，不太管用。听说这个班请来了知名的专家，想再学习，重操此业。

参加这个培训班的，有大学、中学教师、医务工作者，也有保险从业员。据说，首期培训计划招收400学员，很早就招满，至今仍有人来电报名。负责人梁经理介绍，半数以上的人是想通过系统学习，以后从事心理咨询业的。

据了解，目前广州一些医院、社会团体都开了心理咨询培训班。但有专家指出，心理咨询培训在国内尚无成功模式可循，师资缺乏，有待探索完善。

文/记者崔朝阳实习生李磊。

这个培训班的招生简章上写着培训五天，发证。

这种培训班在全国已经不少见。

心理咨询这个科学殿堂中的一员，已成了为了生计而走投无路者的“饭碗”。作模特被人嫌老的、下岗的、做生意失败的、教书的、看病开药的、推销保险的，谁只要高兴，就可以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似乎已堕落到和江湖术士的花言巧语一样了。

为什么神圣的科学会被歪曲成这个样子？

2中国的咨询心理学被错误定位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生活不断提高，各种文化思潮交替出现，人们的心理急剧地变化，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相继都产生和出现了。因此咨询心理学在中国又被重新地挖掘出来。但是心理咨询到底是什么？应当如何进行心理咨询？谁来进行心理咨询？在中国心理学界似乎存在着与西方的心理咨询完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1982年，陈佩璋在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开出第一个综合医院对外挂号的心理咨询门诊，对象除精神病人外，开始涉及一些性心理障碍和其它心理障碍的患者，1983年，赵耕源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三院开设了第二个综合医院对外挂号的心理咨询门诊，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可以用“解释性语言+抗精神病药物”的模式来概括。他们的工作受到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病人和家属的欢迎。

虽然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工作受到一些病人和家属的欢迎，但是并未得到心理学界的认可。在多次全国心理学年会上，这方面的论文都没能引起大会的重视。在1985年8月召开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大会上，医学界的代表同心理学界的代表产生了分歧。心理学界的代表认为：所谓的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只不过是原有精神科的变种，并不具有心理治疗的本质与内涵，与西方的心理咨询模式不符，因此心理学界不应支持和参与这种活动。

但是，1985年11月起整个形式急转直下，原因是这一年在广东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医学心理学学术会议，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心理科学研究所的李心天教授在会议报告中做了一个概括性的结论，认为心理咨询应是心理研究和临床医学的结合，这是一条“创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的道路”。大会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似乎同意是“医学模式的心理咨询是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

。在这种学术气氛的影响下，全国的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新生事物”引起了卫生行政部门官员的重视。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付部长何界生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综合医院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逐步设立精神和心理咨询科，这是加强精神卫生和做好精神防治工作的必要措施”。他建议各省市在1987年内选1—2所有条件的综合医院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再进行推广。

行政部门的指令下，医疗系统的心理咨询门诊纷纷开张。很多卫生部门领导把保持心理健康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对待。要保持心理健康，不但要进行心理卫生知识的广泛宣传，而且要有心理健康的指导部门，因而开始着手建立各级医院及卫生机构的心理咨询机构，例如上海1990年前后，由市卫生局规定区医院以上，都要设立心理咨询门诊，因此在短期之内数十个心理咨询部门都开设出来了，1992年上海审批建立新的心理咨询机构，并对已开设的心理咨询机构进行组织协调及业务上的指导，使全市的心理咨询工作做到有计划，规范化，以保证咨询质量与效果。卫生部的卫生工作“八五规划”（草案）上亦规定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应设立精神服务或心理咨询部门。卫生部并且规定凡综合性大医院是否建立心理咨询门诊作为考核医院工作内容之一。特别在近年来医院评定等级中，凡三级甲等医院必须设立心理咨询门诊。

目前国内很多大中城市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医院都开设了“心理咨询”门诊，特别是原来就有精神科的那些医院，这些医院都是星期一、三、五是精神科门诊，星期二、四、六是心理咨询或是倒过来，原班人马来回使用，所开药物没有分别。可以说，在中国，“心理咨询”机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开设在开药、打针、动手术的医院里。

这些医院里的“心理咨询”的工作模式可以这样来定义“语言安慰+抗精神病药物”，所持治疗原则是——不许你想！治疗措施是吃药、降低生理水平——让你无法想！

3“医学模式”的“咨询”误了大事

同西方的观点不同，在中国已形成的以综合医院为代表的心理咨询界，在确立心理咨询对象时有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心理病的“病”同生理病的“病”是同一个概念，因而，心理咨询的对象是病人，而不是心理有障碍或是心理不健康的“人”。（作者在这里给人字标上引号，是为了区别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因为“来咨询者的87.5%-96.3%是有某种精神或躯体疾病的人”[1]所以“我国综合医院心理咨询的对象，主要不是正常人，而是有各种心理疾病的患者”，“他们来医院很少是为了解决日常的生活压力，解决应变能力或某些策略，而主要是看“病”，特别是心理现象躯体化产生的躯体症状”。[2]

在对治疗的目标上，中国的医院式的心理咨询同西方的观点也不同。较有代表性的是赵耕源的观点：“心理咨询就是…….帮助他避免或消除不利心身健康的心理社会因素，或认识这些心理社会因素在已产生疾病中的作用。因此能增强对心理刺激与冲突导致疾病的能力，保障心理（精神）健康，或减轻已发生疾病者的心理负担，树立起对疾病的治疗信心”。[3]持这种观点者将所有精神症状都看成是某一种生理疾病的延生物，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看成是加快治愈生理疾病的辅助手段。

有相应的理论观点就有相应的方法

目前，在我国医院中所开设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门诊所使用的方法，可以基本概括为“语言支持和解释+药物”的实际工作模式。整个工作分三个阶段完成。

一。心理测验和传统精神科检验及一般医学检验。首诊一律使用有关的心理量表进行心理测试，各种量表中以MMPI、SQL-90等为主。

二。了解病史与作解释性的说明。要求以“和善与耐心”和病人交谈，了解病情，用心理学的观点对病史进行解释，并鼓励病人增强勇气，与医生合作，共同战胜疾病。

三。指导、忠告和开药。针对病情做出家居行为指导，以“不”、“不许不”或“必须……否则……”的形式对病人做出忠告。最后酌情开给某种传统精神科药物。

这种医学式的“心理咨询”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1）将意识降到了生物化的水平

生物学化的观点忽视了人的行为的质的差别，特别是人的阶级、民族、种族和社会地位上的意识差别，完全抹杀了个体的个性倾向。

这种将唯物主义的心理学等同于“大脑决定论”思想倾向在我国“心理咨询界”很有代表性。这种观点认为，各类神经症都是大脑的生理结构与功能出现了问题，所以，人际关系焦虑、恐惧也必须靠吃阿米替林等药物来解决。[4]

“大脑决定论”是在于错误的理解了决定论的思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意识发生的决定论所说的决定都不是大脑的决定，对人的行为和意识表现的分析过程也不是从大脑开始的，但庸俗的唯物机械论却将这种分析封闭在大脑中，用生理机能来解释人的外部行为和意识表现，他们认为脑是动力的机器，在它的内部结构上寻找意识发生和改变的原因，这样似乎因失恋而导致的悲伤也可以理解为大脑神经递质的不平衡引起的了，而因失恋愤怒而导致的自伤、他伤、自杀、他杀也可以理解为神经系统的冲动性紊乱。更有人在寻找由生理因素决定的犯罪人格，如大量讨论性罪错、暴力攻击等犯罪人格的文章，认为犯人的皮电反应波动次数多、神经质性较正常人高、性生理早熟，暗示某一类人天生就是罪犯。有的研究结果居然认为（结论）少年犯的母亲的孕期时营养不良，围产期时的不利因素是少年犯罪的原因，“所以对少年犯的防治要从母孕期围产期开始”。并认为这个研究结果与国外一些研究一致。[5]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意识是大脑的机能，是大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我们认为不应当从大脑的本身去寻找心理障碍的原因（只能从大脑本身去寻找生理原因），而应当从来自客观的关系系统及人与客观的关系系统中去寻找原因，因为脑的机能仅是这种（心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唯一的部分。

（2）混淆基本的科学逻辑

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的各有关杂志上都见有这样的文章，其观点是认为应该有、也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模式。当然，这个模式就是医学的心理咨询模式。持这些观点的人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的群众的教育水平低，心理学知识更为贫乏”搞不清什么是“病”、什么是“心理问题”，所以在中国，心理问题说是“生理病”，[6][7][8]

必须采用医学的模式，用吃药或吃点药的方法来治疗，否则就无效，在中国搞纯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认为，持这种观点是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如果将上述的说法翻译成形式逻辑的语言，就成了“因为有人不知道A是A，所以A就是B”。我们同时认为，这样荒唐的逻辑错误决不能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模式——医学模式”的理由。研究科学应当有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个科学的事实并不会因为某人的看法而改变，一个科学的学科更不会因为有人不知道或是有人不喜欢它而退出历史的舞台。

（3）混淆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

“身心疾病”、“心身疾病”这两名词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或是对于一般的当事人来说，这两个概念似乎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身心疾病”、“心身疾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学科领域，对它们的研究、处理应分别采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身心疾病”是指由个体的肌体发生了生理机制的改变而引发了个体的心理、行为上的变化，例如：老年性痴呆、经期精神紧张等等。这些生理变化而导致的心理、行为的变化与当事人的社会认识无关，也与当事人对自身的认识无关，其心理、行为的变化不受自我意识的控制。

“心身疾病”则当指另外一回事，其发“病”的过程正好与“身心疾病”的发病过程倒过来。“心身疾病”是由于当事人对于发生在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中的各类事件不能适应，或因外界所提供的刺激与已形成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而对自身的自我认识发生了改变，导致心理状态不平衡，心理状态的不平衡最终又影响了身体的生理变化，出现了心身转换，例如，癔病，强迫行为等。

严格地区分这两类不同的疾病是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的，因为这两种疾病起源来看，完全是不同性质的疾病，对他们的治疗完全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这些方法和手段都遵循各自的思想模式，或是医学模式，或是教育模式。医学模式的方法不可能对心身疾病有效。同样，教育模式也不可能对身心疾病有效。

无可置疑，“身心疾病”和“心身疾病”都会表现出各种相关的精神症状，而且有的时候它们会很相似，但是仅此相似，就可以将他们混为一谈吗？天上下雨地上湿，地上湿就一定天上下雨吗？神经系统损伤或生理系统的病变无疑会引发精神状态的改变，但精神状态的改变就一定意味着生理的病变吗？

4中国心理学界出让了阵地

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1993年第二期《心理学报》正式公布了“卫生系统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者条例”。该条例要求参加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者的资格，主要有二个方面：1、大学心理学系或医学院校毕业或具有心理学或医学中级职称，并经省级以上心理学会或心理卫生协会认可举办的心理咨询专业培训者。2、应具备心理治疗、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人格心理学、会谈及心理诊断技术、心理测验等方面的知识，非医学专业者应补修有关医学知识（如：内科、儿科和神经科等方面）。[9]条例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即学医者（或进修医学者）方有资格在卫生系统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对这个条例我们有这样的看法：

科学哲学对于科学的划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一门科学学科的建立，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有在现阶段人们认识范围内所公认存在的客观对象；

二有区别于其它学科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三有一套完整的描述性概念体系。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有了这三个条件，这门学科就是一门独特的学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心理学与医学绝不是同一个学科，更加不会依附医学而生存。

亚里士多德早就对不同的学科进行了分类，归为两大截然不同的学科，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心理学是心灵的学问，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医学是对生理的研究，属于形而下的范畴，他们绝不可以同日而语。心理咨询所求的是精神上的安慰，愉快，而医学追求的是生理机体的健康长寿，从研究对象上看，两者之间毫无共通之处。

稍具科学哲学知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错误之处，医学院可以培训心理咨询员，学过医学的人经过进修班的进修就可以做心理咨询，那么要心理学专业做什么？要那么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做什么？！？！

每一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有其自己的学科分支，而且各门学科自己的基础学科也不同，医学是这样，心理学也不例外，咨询心理学同样也不例外！不同的学科分别研究完全不同的客观领域，如医学研究的是生命的保持和延续，而心理学研究的是意识的发生和发展，虽然交叉在人体上，但却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

在西方，一个人要取得临床心理开业的资格，从读心理学或哲学本科起，需经过约十年的专业训练。之所以需要这样长的时间，是因为要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工作者，需要系统地研习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等学科知识，以一个心理学学士学位为例，要取得学位，必须修完约50门课！这些学科知识浩瀚，内容繁杂，不是一两本书可以涵盖的，也不是三两天可以讲得完的。更重要的是，心理咨询工作者需要一种特殊的素质，这种专业的素质是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同医生需要在长期的学习和工作所形成的专业素质是一样的。其实，一个学医的人，要回答类似像“是我的脑袋，还是脑袋的我”，或是“我思故我在，还是我在故我思”这样一个问题，到心理学系或是哲学系去进修它三五年，怕也未必能讲的清楚。“吃了三天素，就想当神仙”未免过于可笑。这在医学界行不通，同样在心理学界也行不通。

其次，我们可以继续追问，培训是一个什么概念？那么心理学系是否可以培训外科手术师呢？一个心理学的学生是否经过十天八天的培训班的培训，就可以到医院去看病、开药、动刀子做手术呢？成为一个正正当当的医生呢？就医学界本身来说，培训一事可否行得通？内科医生是否可以能过培训一下，就成了外科手术师呢？（那同理，医学界也不可以认为心理咨询师是可以通过短期可以上岗的！——这是我个人观点，不属于文章原有。）

我们认为“培训”不是一个专业教育的概念，而是一个完成专业学习的前提下，为提高本专业水平而继续受教育、继续学习的概念。如果传授知识涉及到新的专业领域，那么就应该是“学历”教育。如果一定要“培训”，就请像本科教育一样“培训”4年，再像研究生那样“培训”3年，……，就如同医学的学历一样！

请原谅我们说话刻薄，不这样就不能将问题揭开。我们的意思是：心理学并不比其它学科简单，做一个心理咨询工作者也不会比当其它的专家容易。

这个条例实际上表达或是暗示了：心理咨询很简单，培训一下就行了。

正是由于混淆了基本的科学逻辑，才使到伪科学有了伪装登场的机会。

中国心理学界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今天看来，决不是孤立和偶然的。

（1）个别心理学工作者轻视心理咨询的专业性，没有认真地钻研咨询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但却摆出了一付学过心理学就是一个心理治疗大师的模样，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先知，滔滔不绝地向当事人说教，不知道咨询心理学乃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需要专门的知识、素养，而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等同于政治教育或是知识求教。当事人抱着希望而来，负着失望而去，无形之中给人一个印象“心理学是空谈，靠说话哪里能治病。”或“你谈话能治病，那我谈话也可以治病。”

（2）心理学界本身对咨询心理学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咨询心理学在心理学界本身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心理学界相对来说比较重视所谓纯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对以心理测量、统计为主要方法论的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和研究成果相当重视，而对用其它研究方法的研究则较为忽视。咨询心理学界乎于哲学和个体心理实验之间，不可能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群体试验，因此，咨询心理学在正统的心理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心理学界自己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就很难怪别人乘虚而入了。

（3）社会上某些人利用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得到心理服务的需要，大发其财，鱼目混珠。为了达到个人出名、发财的目的，不惜将水搅混，故意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同打针、吃药的医疗等同起来，故意将心理健康问题同生理疾病等同起来，甚至同医院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使其又开发了一个“创收”的领域。当然，在心理学界，想用咨询心理学大发其财的人，也是有的。

我们认为，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组织规定的《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同样犯了上述错误！

5中国的咨询心理学必须重新定位

综上所述，国内的学术气氛倾向于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定义为“医学模式”，而不是教育模式，部分学者骄傲地将这个医学模式的心理咨询称作“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认为这是我国的国情之需要，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表现，是一种发展和创新。

在中国的大陆地区，我们几乎看不到纯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本属心理学工作者范围的心理咨询门诊，却大量地开到了综合医院和精神病院里去了。是否建有心理咨询门诊成了医疗单位上等级的一个考核指标。无论是什么人，读了一两本心理学的书，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做起心理咨询了，尽管他（她）原来是搞精神科的、内科的，妇科的，甚至是搞组织胚胎的，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作模特被人嫌老的、下岗的、做生意失败的、教书的、看病开药的、推销保险的都来做心理咨询了。

谁都可以做心理咨询，他的资格认定也随便，取得心理咨询治疗师的资格比考个摩托车驾驶证还容易，得个驾驶证还要十天半月，而得到心理咨询资格的培训不会超过一周。

目前还有一种学术倾向很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是希望通过用物质输入的方法来改变人的意识水平和意识倾向，甚至改变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从吃了某些药物可以使人更聪明、更能明白事理开始（例如巨人脑黄金的宣传、各种聪明水的宣传），发展到一个人因失恋而痛苦可以吃药治疗，因对上级的批评不满而沮丧可以吃药治疗，小学生因学业不佳遭老师和同学的白眼而自卑可以吃药治疗。照此下去，对罪犯的改造岂不是也可以用吃药的方法解决了？

现在，在中国，心理咨询可以说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心理障碍吃药排，二是胡乱支招解心烦。（扪心自问，如果自己是当事人，这样真的可以凑效吗？？——本人观点，原文没有）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度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成为了一个国家是否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志。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巨大作用已不再限于思想意识领域及社会形态的安定，而且已经扩展到了经济领域。据美国财政部和卫生部的统计，美国每年（1986）因心理障碍因素所导致的工作损失达400亿美元，而因及时得到心理治疗而减少的损失约有185亿美元。因此，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极受重视。

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历史沿革的考查及对咨询心理学概念、对象、过程、体系的考查，可以充分说明，咨询心理学从对象到方法都并非是传统医学概念上的东西，而是哲学、心理学在个体社会意识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应用。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经无数心理学家的努力，咨询心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不同于政治宣传、说教，也绝不同于“医学”的独立学科，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10]是纯粹的教育模式的学科范畴。

目前中国的这种“医学模式”、“说教聊天模式”能够使我们的咨询心理学事业走向现代化，为发达的工业文明服务吗？回答应是完全的否定！[11]

中国的咨询心理学何往？

我们认为：首先，哲学和心理学专业工作者应当紧急动员起来，以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建立起我国的咨询心理学事业。我们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咨询心理学中的伪科学，特别是反对那些打着科学的旗号的伪科学，还咨询心理学以本来的面目。

其次，继续深入研究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其实，在引进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这一工作上，高校的心理学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先是张人骏出版了《咨询心理学》（1987）将西方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方法粗略的介绍，引起注意。到了1989年，钱铭怡出版了《心理咨询》则可认为教育模式的心理咨询在中国正式登台，这本教科书较系统地介绍了当今西方的心理咨询和技术，这是一本可以作为专业性的培训教材。1991年，车文博等出版了《心理咨询百科全书》，将可能收集到的西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方法和技术全盘列出。这三本书的出版，可以说在经历了众所同知的年代后，又重新奠定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基础。1983年起，全国的五个心理学系都陆续地开设了针对本校学生的心理咨询机构。1987年，华东师大心理学系曾性初教授招收我国第一个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研究生，1988年，华南师大心理学在本科生中系统地开设为期一年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课程，紧接着全国五个心理学系都开设了这一课程或讲座，系统研习的西方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治疗技术。

可以说，在中国，关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科学理论基础已经形成，所需要的工作是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心理治疗内容体系。

再次，做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科普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通过广泛的宣传，肃清伪科学对咨询心理学的污染，特别要打击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和那些喊着反对伪科学口号的伪科学。

最后，要做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人员及市场的管理工作。严格规定从业人员的资格，建立一套有效的、甚至是有法律规定的行会资格制度、责任制度。

6结语

罗杰斯早在1951年出版的《当事人中心疗法》（Client-Centered Therapy)一书中，就已经将心理咨询的对象定义“当事人”，用“当事人（Client）”一词取代了“病人（Patient）”，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这一举措不仅是语义上的，最重要的是标明了——心理咨询的对象不再是医学意义上的生物体，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体，同时意味着，心理咨询所遵循的模式是教育模式而不是医学模式。

正是因为选择了“医学模式”的咨询心理学模式而又不能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咨询培训班”，才会出现相应的科学骗子，才会出现谁都可以做心理咨询这种令人尴尬和气愤局面。伪科学能立足的地方，就是“科学”还力不能及的地方。

秦始皇“焚书坑儒”只因曾被算命先生忽悠

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每天亲自阅读大量的文件，躬身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他的很多政令，后世毁誉参半。但是在两件事情的处理上，他的做法却遭到了后世异口同声的谴责。这两件事情，一件是“焚书”，一件是“坑儒”。在中国历史上，焚书坑儒与秦始皇几乎无法剥离。讲到秦始皇的残暴，必讲焚书坑儒；讲到秦朝的二世而亡，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也必讲焚书坑儒。秦始皇与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总是联袂出场。那么，这两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今天究竟应当怎样评价焚书坑儒呢？

咸阳殿淳于越发难下廷议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一场盛大酒宴在咸阳宫中举行，七十名博士集体举杯向秦始皇敬酒。这个宏大的场面让秦始皇颇为感动。

首席博士周青臣代表博士们向秦始皇敬献祝词，他说，过去的秦国土地不过千里，偏处西陲，仰仗着陛下您的神灵圣明，平定海内，驱逐胡人。如今，日月所照之处，无不服从大王。往昔的诸侯之地被今天的郡县代替，天下人人安乐，再也不受战争之苦。大秦帝国可以传之万世。自古及今，无人能比得上陛下您的盛名与威德。

虽然知道周青臣光拣好听的话来奉承，但是，这番贺词，说的也是事实，秦始皇听了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

突然，一声“周青臣，你面谀陛下，是何居心！”的斥责从博士方阵中传出，随即走出一人。群臣大惊失色。秦始皇正在兴头上，被当头浇了一瓢凉水，忍住怒火一看，此人原来是齐地博士淳于越。

淳于越说，我听说商、周两朝均传承了千年之久，原因是它们大封子弟、功臣作为诸侯，以辅佐王室。如今陛下拥有天下，但是，大王的子弟却没有尺寸之地。万一出现了像齐国田常那样篡夺姜姓王朝权力的大臣，没有诸侯辅佐怎么办？我认为，不效法古人而能长期执政的王朝是没有的。周青臣当面奉承陛下，只能加重陛下的错误，周青臣不是忠臣（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淳于越朗声讲完上述这番话以后，整个朝堂立时变得静悄悄。

大臣们都明白，田氏代齐是战国初年齐国的一件大事。齐国始封之君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所以，齐国国君是姜姓。田氏来到齐国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田氏采用小斗进、大斗出的办法收买民心，齐国百姓纷纷奔到田氏门下，田氏势力与日俱增。最终结果是田氏铲除了其他公族的势力，并于公元前378年，代替姜姓成为齐国国君。这是中国历史上由一家非公族的卿族取代国君的著名事例。淳于越担心秦国不封子弟功臣，将来也会出现类似的事件。淳于越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恢复封建制，这实际上是直接针对秦始皇的郡县制而阐发的。

秦始皇听了淳于越的话，深感他反对自己的郡县制度，内心很生气，立即收起了笑容。由于淳于越危言耸听，牵涉到大秦帝国的江山是不是以后姓嬴的问题，于是，他强压怒火，对大臣们说，此事交付廷议。

其实，秦始皇的发怒非常好理解。人们常说“闻过则喜”，但是，这个世界上哪有“闻过则喜”的？但凡是个正常的人，统统没有“闻过则喜”。“闻过则怒”叫正常，“闻过不爽”已是修养极高之人了。

丞相李斯第一个站出来据理反驳。李斯针对淳于越的观点，针锋相对。反驳的要点有二：

第一，法后王不当法先王。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并不相同，夏商周三代治国的方法也并不完全沿袭，各按各的情况治理天下。这倒不是三帝、三代有意要标新立异，而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因此，治国的方法也不相同。如今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万世之功，本来就不是一般愚儒所能明白的。何况淳于越谈的都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怎么值得仿效？那个时代，诸侯相争，广招游士，如今天下大定，法令一统，百姓应当努力种地，士人应当学习法令。

第二，禁私学以灭异说。现在有些人不学今人而只学古人，非议当世，扰乱百姓之心。我斗胆说一句话：古代天下混乱，没有人能够统一天下，所以诸侯之间相互兼并，议古非今，虚言乱实。人们光知道用自己学的东西诽谤皇上所立的新制。如今皇帝一统天下，私学非议朝政。一听到皇上的诏令，就议论纷纷，不是心非，就是巷议。谏言只是个名，标新立异才显得高明。如果这种局面不禁止，那么，皇上的尊严就会下降，形成结党营私。因此，禁止是上策。

我请求陛下批准：不是秦国史官写的史书全部销毁。不是博士官职务的需要，各地藏匿的《诗》、《书》和诸子百家之书，全部交到郡守处集中销毁。有胆敢再藏匿或聚众谈《诗》、《书》者一律处死，有胆敢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员知情不报，同罪。令下三十天不销毁者，受黥刑，罚作城旦（城旦是一种刑法，刑期四年，白日守城，夜晚筑城）。医药、卜筮、农家之书不在禁毁之列。今后有人要学法令，就跟着官吏们学习（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听了李斯的建议，立即下令说：我看可以。

于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令产生了。

方士议政畏罪潜逃始皇弭谤怒坑诸生

秦始皇下达焚书令，导火索是博士们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争议。一场政治制度的争论会引发秦始皇下达如此政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是想用暴力手段来控制舆论，进而巩固政权，这可以说是一种愚民政策。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秦始皇身上的“焚书”事件。那么，震惊世人的“坑儒”又是怎么回事呢？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开始了他当皇帝之后的第四次大巡游。这一次，秦始皇主要巡视的是北方边地。就是这一次，他遇到了燕人卢生，便派卢生去寻找仙人。卢生出海寻找仙药，非但没有找到仙药，反而给秦始皇带来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言。

还是这一年，求仙心切的秦始皇还派了韩终、侯生、石生等一批方士也去寻求长生不老之药。

三年之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找不到仙人的卢生向秦始皇建议，隐匿自己的行踪，以免打扰“真人”光临。秦始皇以“真人”自称，废除称“朕”。接着发生了秦始皇随从向李斯泄露秦始皇不满他车队盛大的事件，招致秦始皇将自己评价李斯时在侧的全体侍从统统处死。

“焚书”和杀死随从两起恶性事件发生之后，侯生、卢生害怕了，他们担心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担心自己找不到仙药会受到秦始皇的严厉处罚。于是，他们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和秦始皇，这场议论触及了三个十分敏感的话题：秦始皇的为人，秦始皇的为政，秦始皇的求药。

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一个自以为功高天下的人，一个只信任狱吏的人，一个以刑杀统治天下的人，一个贪恋权力的人，一个为求仙药就随意滥杀的人。

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这些评价涉及秦始皇为人的方方面面，而且，所有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专任刑杀、迷恋权力。

为什么说秦始皇刚愎自用、贪恋权力呢？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以为自古莫及己”。朝中博士七十人，只是个摆设，秦始皇并不信任他们（特备员弗用）；丞相大臣也是摆设，他们只是奉旨办差（丞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事无大小，都必须由皇帝一人拍板定案。秦始皇每天用秤称量公文的重量。当时的公文都是书写在简牍之上，所以，公文有重量。秦始皇给自己定的工作量是每天批阅一百二十斤公文，完不成定额不休息，白天晚上都有规定的指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自以为是、专任刑杀是指什么呢？朝中大臣由于害怕丢官被杀，没有一个人敢于向秦始皇提出不同意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所以，“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在上位者听不到不同意见而更加自以为是，处下位者靠欺瞒哄骗以博取信任。

侯生、卢生这一番议论后，两个人觉得再待在秦始皇身边就会有生命之忧，议论完之后就不见人影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他们背后议论秦始皇的话很快被秦始皇知道了，这已非同小可，更有甚者，侯生、卢生怕自己的骗局很快被揭穿，已畏罪逃亡。这引发了秦始皇的震怒。

秦始皇这一怒非比寻常。一是此事发生在焚书事件后的第二年；二是秦始皇斥巨资求仙最终却一无所得，深感上当受骗；三是方士们的诽谤让秦始皇难以承受。

秦始皇历数方士之罪：韩终这帮家伙不辞而别；徐福花费巨万，最终没有一点音信；卢生接受巨额资助，现在还诽谤朝政。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秦始皇下令逮捕在京城咸阳的诸生，并派人私下访查。秦始皇并为此事定了一个基调：“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这句话分量极重！这意味着侯生、卢生的议政与逃亡已经被秦始皇定性为一场针对大秦帝国的妖言惑众罪。

接下来是大逮捕、大审讯，被捕诸生又相互揭发，牵连了四百六十人。

秦始皇将此四百六十人全部活埋，并通告天下，引以为鉴。

皇长子扶苏向始皇进谏：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尚未宾服。诸生都是读书人，皇上用重刑加以惩罚，恐怕会引发天下的不安。

这番话秦始皇当然听不进去，非但如此，扶苏还被秦始皇派往北方到蒙恬长城军团担任监军。这等于是贬出京城。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坑儒”事件。

简牍能焚烧不尽谤声易弭怨难除

秦始皇通过“焚书”和“坑儒”这两件大事，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统一了思想，控制了舆论，造就了包括思想在内的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但是，“焚书坑儒”一直被作为秦始皇残酷暴戾的凿凿证据，被后世天下文人唾骂了两千余年，以至于今天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有人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食肉寝皮。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产生的后果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标准。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评价发生在秦始皇身上的焚书坑儒事件呢？

第一，“焚书”的后果。

一是开了愚民统治先河。

秦始皇“焚书”的恶果不仅仅在于他烧毁了大量先秦典籍，更重要的在于秦始皇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用暴力推行愚民统治和控制舆论。作为秦始皇来说，这是他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的必然，但是，对于整个封建社会而言，秦始皇用暴力对天下百姓进行愚民统治却是一个可怕的开端。

二是焚书令不能解决封建与郡县之争。

焚书令的导火索只是朝堂之上有关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一场争辩。分封诸侯的危害在未来，施行郡县的危机在当前。分封诸侯到了若干代之后才会出现诸侯之间血缘关系疏远相互杀夺的恶果；施行郡县的危机在于，一旦出现暴乱就会造成无人勤王的严重局面。所以，分封与郡县二者各有利弊。秦始皇当年统一天下之始就曾经因立封建还是设郡县发生过争论，但是，因为秦始皇立场鲜明地支持主张郡县制的李斯，所以，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郡县制。可是，封建与郡县之争并没有因为全国已经普遍施行了郡县制而宣告结束，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仍然坚持封建制，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施行封建制才能巩固政权。

淳于越是秦始皇时代坚持政治主张的博士代表。这些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博士没有因为秦始皇主张郡县制而屈服，他们固执己见，坚信封建制是保证大秦帝国长治久安的正确制度。

秦始皇对博士相当重视。秦始皇时期，朝廷设博士官七十人，这在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是博士人数最多的朝代。但是，秦始皇建立“一人”政权，施行皇帝制度，他虽然广蓄博士，却不能听从博士们的意见。因为，秦廷博士大多数赞成封建制。而秦始皇希望博士们支持他的政治制度——郡县制。一旦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发生冲突，秦始皇就不会从谏如流了。

秦始皇不采纳博士们封建制的意见也不是大事。问题出在秦始皇不听从博士们的意见，却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达了焚书令。秦始皇没有处罚淳于越，这是他的明智；但是，秦始皇妄图用焚书的办法杜绝博士们的意见，杜绝天下人对政治的评议，却是最愚蠢的办法。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士人都反对焚书。

我们不妨看看两首古诗，看看古人是怎么看待秦始皇的焚书令的。唐人章碣写有《焚书坑》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此诗首句的“竹帛”代指书，秦代的书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所以“竹帛”就代表了书。“烟销”，指书已被焚。“帝业虚”，指焚书的结果并不像秦始皇所想象的那样能够愚民，反而使大秦王朝的帝业受到极大伤害。

第二句“关河”指江山。“空锁”，指白锁。“祖龙”，指秦始皇。全句说秦始皇千方百计地防范天下的读书人，结果只蒙蔽了他一个人，使他误以为“焚书”可以愚弄天下百姓。其实，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

第三句“坑灰未冷”，指焚书不久。秦始皇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下达焚书令，三年之后秦始皇死去，四年之后秦末大起义开始。“山东乱”，指天下大乱。

第四句“刘项”，指刘邦、项羽。“原来不读书”，讽刺秦始皇的愚民政策失败。

全诗讥讽秦始皇焚书杜绝言论，企图让秦朝基业万世永存。但是，没有想到最终推翻秦朝的刘邦、项羽根本就不读书，焚书对他俩完全不起作用。焚书，搞文化专制，最终秦朝却被不读书的起义者所推翻。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还有一首无名氏写的《焚书坑》诗：

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

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

秦始皇“焚书”本来是要施行愚民政策，结果人未愚而国已灭。因为秦始皇禁锢天下的读书人，却挡不住“一人”不愚，这个人就是刘邦手下最有名的谋士张良。张良从黄石公那里读了兵书，知道如何用兵天下。仅此“一人”足以置大秦帝国于死地。

从后人的两首焚书诗来看，秦始皇的“焚书”丝毫没有阻挡大秦帝国的灭亡，只留下了一个两千多年来为人讥笑的话柄，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教训：愚民不能巩固统治。

第二，“坑儒”之说不准确。

“坑儒”在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被称作“坑术士”（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这里的“术士”是指儒生之中主张阴阳五行的一批人。

东汉王符的《潜伏论·贤难》篇也称：“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王充把“焚书”称为“诛偶语”，把“坑儒”称为“坑术士”。

“术士”是方术之士，“儒生”是儒家士人，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术士”也读儒家经典，但是，“术士”更多是精通方术。卢生、侯生都是为秦始皇寻求仙药的方术之士，并不是纯儒。

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坑儒”的叫法并不准确。

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说：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灭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

班固说的“文学”是指“文章学术”，基本上相当于“儒生”，但是，班固仍未用“焚书坑儒”之说。

《汉书·儒林传》说：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

可见，西汉多数学者没有哪位把秦始皇的坑杀方士称为“坑儒”，而是称为“坑术士”。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到了东汉卫宏作《古文尚书序》，才正式使用了“焚书坑儒”一词：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

南北朝时期刘宋时代范晔的《后汉书·陈蕃传》又一次用了“坑儒”之说：

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

另外，侯生与卢生议论秦始皇时，特意说明当时咸阳“侯星气者至三百人”，可见，京城咸阳的术士之多。

第三，“坑儒”新说不可信。

我们讲的秦始皇坑术士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最原始也是最可靠的依据。但是，东汉卫宏记载的焚书事件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大不相同。据卫宏记载，秦始皇将古文字改为小篆和秦隶，担心天下读书人不从。于是，召集天下的读书人到京城，先封为“郎”（侍从），再秘密派人在骊山有温泉的地方种瓜。由于地下温暖，冬天长出了瓜，秦代没有塑料大棚，这可是一大奇闻。秦始皇于是召天下博士讨论冬天长瓜一事，博士们议论纷纷，争执不下，秦始皇趁机派博士们前往骊山实地考察。当博士们在骊山山谷的一块瓜地实地考察之时，秦始皇暗令从山上往谷中填土，七百多位博士全部活埋于骊山山谷之中（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相论难，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终命也）。

后来，唐人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唐人张守节为《史记》作注（《史记正义》），唐人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唐人李善为《文选》作注，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卫宏的说法。可见，东汉卫宏的“坑儒”新说在唐代极为盛行。

两种“坑儒”说差别很大。《史记》记载的“坑儒”是因方士欺骗秦始皇，引发秦始皇大怒而捕杀术士。卫宏新说则是秦始皇担心统一文字引发读书人的不满，所以，设计将天下读书人骗至京城并杀死。两说的起因不同，施行坑杀的心理状态不同。本为事实的原说在唐代反为卫宏的新说所代替，并且广为流传。这说明唐代之后，秦始皇的“坑术士”遭到了空前的社会批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焚书坑儒”呢？

从正面来看，“焚书坑儒”其实是统一思想领域的一场政治运动。秦始皇灭掉六国之后，在政治上废除了封建制，推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用小篆统一了文字；在经济金融上，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是国家统一的根本要求。但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仍以它的惯性而存在，大秦帝国仍然没有形成思想领域的统一。从长远来看，只有思想统一了，才能保证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更加有效。而当时盛行的儒家和法家两家思想相较而言，儒家是保守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是创新的，是新事物，不符合儒家的理念，因此众人对之议论纷纷。而当时六国贵族，也想借着儒家的思想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因此，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淳于越咸阳殿上的发难、几个术士的欺骗诽谤行为让秦始皇找到推行思想运动的借口与切入点，由此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上演了，手段虽然过于激烈，对待诸生也太残酷，但在短时间内思想上迅速取得了统一。

焚书事件是有目的的文化专制，坑儒事件虽然带有冲动性，但是，以屠杀来控制舆论是更典型的文化专制。淳于越的过错在于他把秦始皇当成了秦王嬴政，以自己的“道”去碰撞秦始皇的“势”。这说明秦朝博士们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秦始皇的文化专制。其实，秦始皇并没有真正打算消灭儒家，所焚的只是民间私藏的反动儒家经书，很多儒家著述被当时的国家图书馆有意识地保存下来。清朝人黄石牧也说过：“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翻阅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所引证的材料，不仅有诸子百家语，而且还有先秦诸侯列国史官的记载。

焚诗书坑术士一事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了。为什么呢？汉代儒生的过秦思潮，经学家对典籍被毁的愤怒，都是原因。

在所有古书中，汉代王充在他的《论衡·语增篇》中最早真实地记录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

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对于秦始皇坑儒的人数多少以及坑儒的方式，历史上曾有过不同记载。其中，有七百多人、四百六十七人、四百六十四人、四百六十人等不同说法。

但是，秦始皇不论以什么为理由杀戮四百六十人，不论人数是否为四百六十，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哭能笑能跑能跳的人。秦始皇为这些人定罪只是胜利者的正义而不是正义的胜利。

“坑儒”的意义不在于诛杀了多少术士，而在于向天下昭示了大秦帝国的文化政策取向，昭示了大秦帝国文化专制的既定国策。大秦帝国虽然仍保留了博士官，但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气象却从此消亡殆尽。

历史往往与统治者的初衷背道而驰。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强制推行文化专制与愚民政策，本来是为了巩固大秦帝国的统治。结果，却让绝大多数读书人站到了大秦帝国的对立面，进一步失去了民心，为大秦帝国的最后灭亡又增加了一颗稻草。所以，陈胜、吴广反秦大起义之时，众多读书人纷纷投身反秦斗争之中，成为推翻大秦帝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时始料未及的。

中国人历来信奉风水堪舆之术，历史上一些有名的风水师谁都能随口说上几个，比如李淳风、袁天罡等，那么其中最厉害的是谁，可能就不一定有人知道了。我们这里就挑选五个比较出名的风水大师，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一）李淳风

李淳风（602－670），是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道家学者，岐州雍人（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精通天文、历算、阴阳之说。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著的《推背图》以其预言的准确而著称于世。此外，李淳风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力定级的人，所谓“风水”之中的风就来源于对于风的观测之法。

（二）袁天罡

袁天罡，是隋末唐初天文学家、星象学家、预测家、风水大师、道士、相士，益州。相传他懂得“风鉴”，即凭风声风向，可断吉凶。又精通面相、六壬及五行等。著有《六壬课》、《五行相书》、《三世相法》、《推背图》（和李淳风共著）、《袁天罡称骨歌》等。

而袁天罡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其为年幼的武则天看相。传说，袁天罡一见襁褓中的武则天大为震惊，说她“龙瞳凤颈，极贵验也！”又说，“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最终，武则天真的成为了天下之主，袁天罡真是神人也。

（三）郭璞

郭璞（276年—324年），是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好古文、奇字，精天文、历算、卜筮，擅诗赋，是游仙诗的祖师。郭璞为正统的正一道教徒。郭璞除家传易学外，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是两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宋徽宗时被追封为闻喜伯，元顺帝时被追封为灵应侯。后人都视郭璞为风水史上之鼻祖。

（四）樗里子

樗里疾，是战国中期秦国宗室、将领，秦孝公庶子，秦惠文王异母弟。因足智多谋，绰号“智囊”，被后世堪舆家尊之为“樗里先师”。曾辅佐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等秦国君主。他最著名的是一个预言，即在秦昭襄王七年（前300年），樗里疾临终前说：“一百年之后，这里会有天子的宫殿夹着我的坟墓。”（“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

而巧的是，到了西汉王朝建立后，所建的长乐宫就在坟墓的东边，而未央宫就在他坟墓的西边，武库正对着他的坟墓，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于是后世的堪舆家皆奉樗里疾为相地术正宗，尊之为神。

（五）鬼谷子

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道家、兵家、纵横家的鼻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显赫人物，被誉为千古奇人。不仅通晓天文地理、军事政治、百工科技、医学心术，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

鬼谷子长于持身养性，精于心理揣摩，深明刚柔之势，通晓纵横捭阖之术。他的师傅是老子，他的弟子有兵家：孙膑、庞涓；纵横家：张仪、苏秦。此外，据传鬼谷子还有撒豆成兵之术，神鬼莫测，堪称风水师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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