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嘉兴算命特别准的地方的问题，以及和学医几百年前佛门改变命格是谁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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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了凡于1533年(即嘉靖十二年)出生于嘉善县的魏塘镇，于1606年夏天逝世。有些袁了凡简介资料称，他的故乡为江苏吴江，但根据袁了凡所留下的作品来看，他称来自嘉善县的书生为“同袍”，因此嘉善县才是他真正的故乡。关于袁了凡简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他的官场生涯，二是他的文学成就。他在万历十四年中了进士，做了宝坻知县。那段时间里，他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每天提醒自己要为他人做好事，几十年来行善积德如一日，是宝坻建县以来最受人尊敬的县令。万历二十年，袁了凡于兵部任职，在平壤大捷中为明军出谋划策，援助朝鲜取得最终的胜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袁了凡才华出众，不仅体现在他用兵用谋上，还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根据后人的不完全统计，袁了凡一生的著作大约有二十多部，每部都是值得人研究的好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了凡四训》，这部作品原是他写给儿子的训子文，后来撰写成书，被广泛流传。在这本书中他强调人定胜天的道理，告诫世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掌控命运。袁了凡的文章寓意较深，思想先进，虽然受到了当时许多学术家的批评，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对当时社会有深远的影响。以上便是袁了凡简介，他的一生在很多方面做出了贡献。他天资聪颖，又十分好学，因此博学多才，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成就。明朝重要的思想家袁了凡，是到现在为止众所周知的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家，他写的《了凡四训》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他的故事一直被人们所津津乐道。那么，究竟袁了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袁了凡是一个十分博学多才的人。他涉足佛学、民生、水利、音乐、几何等多个领域，在这些领域都颇有建树，他写的《历法新书》中讲述了46种历法，包含了一百五十多种求算的方法，对学问的了解十分深邃，因此他也是明朝史上著名的农学家、历法学家。更重要的是，袁了凡是善举运动的推动者。明朝末年的时候，社会变得十分动荡，人们变得不再遵守道德。因此就有许多有学问的人将劝导人们行善惩恶的故事编撰成“善书”，以小说或者说唱的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而袁了凡对善书的兴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编写的《了凡四训》被奉为经典，在这部书中一大半的内容都在劝导人们向善，详细叙述了什么是善，善恶之间是以怎样的标准衡量，怎么样行善等与善相关的问题，为人们行善指明了方向。除此之外，他还以功过格来自律。功过格是一种自律的工具，将每天做的事按照善恶增减来计数，他就是用这个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也因此他的言行经历对后人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便是袁了凡是个什么样的人问题的答案。从上述内容可以知道袁了凡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博学多才、克于律己还积极行善。在学界有着很高的声誉，他的思想至今仍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袁了凡的故事之所以一直被世人所流传，不是因为他改造命运的神奇，而是他的积德与行善。袁不凡的善良，从他的故事与经历可以一一体现，这也是他改命能与善良联系到一起的依据。袁不凡主张人的命运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去改变，所以，他一直在努力改变，从未放弃过，始终如一坚持行善。袁了凡不仅自己乐善好施，其妻子也是贤慧善良。袁了凡在当知县期间，时刻要求自己要做好事。他准备一本小册子，专门用来记录自己的行为举动以示监督，不会识文写字的妻子还会因为袁了凡繁忙顾不上做善事而皱眉，她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提示袁了凡多做功德之事。

袁了凡的故事有很多很多，如果硬要用文字的形式去表达，可能无法尽显其意。他的故事无非是在诉说善良人的朴素事，却是在善意提醒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告诫后人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努力的机会。同时，“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袁了凡的故事也是在劝慰后人要有胸怀，给予犯错者改正的机会，让更多的知错能改。他也在告诉我们用宽容去理解，去原谅，学会给别人机会。总之，袁了凡的故事总能使人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心要求功名的，一定可以得到功名;有心要求富贵的，一定可以得到富贵。

袁了凡先生的儿子叫袁天启，后来改名为袁俨。在袁了凡的儿子出生后，了凡先生写了四篇短文来教育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不被命运束缚住的人，这四篇文章后来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旷世名作《了凡四训》。了凡先生在《了凡四训》中提到，年幼时，一个算命先生曾说他命里无子。但是有位禅师告诉他，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够改变命数，即使原来没有后代，也会有后代的。于是他和妻子相互鼓励，行善积德，最终改变了他无子的命运，于辛巳年得子，取名天启。在儿子出生之后，他将自己对命运的看法、对命运的理解撰写成文，名为《训子文》，目的在于教育袁天启要时刻不忘行善积德，竭尽所能改变命运。

袁夫人对于袁了凡的儿子的教育也是功不可没的。袁夫人贤良淑德，经常帮着丈夫做善事。如果了凡先生当天功德做得少，袁夫人就会提醒丈夫多做善事。袁夫人在给儿子做冬衣的时候，不用家里昂贵又保暖的丝棉，而是将丝棉换成便宜的棉絮，以便做更多的冬衣，给贫穷的百姓过冬。袁夫人行善布施的行为给袁天启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塑造了积极正面的形象，逐渐影响了袁天启的成长。袁了凡的儿子通过其父母不断的教导，行善远恶，趋凶避吉，改造命运。袁天启最后也不辜负父母亲的期望，后来考中进士，成了广东省高要县(今肇庆市所辖)县令。

袁了凡逆天改命的故事

现在人们常说的命运，指的是一个人的宿命和运气；而按照古代命理学上来说，命和运是不同的，命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先天所赋的本性，是没法改变的。古代人信奉命是人一生之所归，人的命又分为好命、坏命、富贵命和贫穷命等等；但是人的命运终归是个玄学，命不好的人，肯定就会想着怎么去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这就有了逆天改命这一说法。

同是生命，一般运行，但其际遇苦乐不等，祸福悬殊，是谁的主使？又是谁在安排？有人以为冥冥中有一主宰人间祸福的神灵，操纵人生的命运，其实，安排命运、主宰祸福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因为众生心念，飘忽不定，时而思善，时而思恶，策动身口的语言行动，便形成一种或善或恶的惯性，贮藏在自己八识心田中，作为一种引生未来生命的力量，佛教名之为业力种子；当因缘聚会时，此业力种子自然引生或苦或乐的果报体，同时也注定一生或苦或乐的运程，此即是俗语所谓：“命中注定”。那么逆天改命真的存在吗？人真的能够靠自己逆天改命吗？以下讲诉一个真实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物故事：

袁了凡本不叫袁了凡，而是叫袁黄，号学海，明朝万历年间，他出生于浙江嘉善。很小的时候，袁黄的父亲就病逝了，母亲对他说：“你放弃科考吧，去学医，学医能赚钱，还能救济别人。”袁黄说：“可是我很想读书啊！”母亲说：“学医是你父亲的遗愿。”袁黄只好从命：“那好吧！”

17岁那年，袁黄在慈云寺摆摊卖草药，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走过来，躬身说：“你不应该学医，你是仕途中人，现在改行读书，明年可以中秀才。”袁黄不信：“您是谁啊？”老者说：“我姓孔，乃《邵子神数》传人。”袁黄腾一下从地上蹦了起来，邵子，那可是宋朝第一神算子。袁黄鞠躬说：“您可以跟我一起回家吗？”袁黄把孔先生带回家，把他给自己算命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半信半疑，对孔先生说：“那你算算袁黄小时候的事情。”孔先生掐指一算，竟算得分毫不差，母亲跪服，立马将袁黄送进了学馆。

第二年袁黄一赶考，果然中了秀才，连名次都跟孔先生预测的一模一样：在县上考试的排名是第十四名，在市上考试的排名是第七十一名。母亲惊呆了，对袁黄说：“赶紧去把孔先生请来。”母亲对孔先生说：“请您再给袁黄算算将来。”

孔先生一番推算后，对袁黄说：“你某某年可以考第十九名，某某年可以禀生补缺，某某年可以提拔当贡生；当贡生后会去四川某县当县令，三年半后你会回到家乡，在53岁这年八月初十丑时，你将寿终正寝，终身无子嗣。”对于自己短命无子的命数，袁黄很不喜欢，所以拒绝相信，但他还是把这个命数一一记了下来。

令人称奇的是，袁黄以后每次参加考试的结果，竟然都与孔先生所算丝毫不差；但独独有一桩事似乎有些不准，孔先生算命时说：“你补缺禀生后，每月去领俸米时记个数，领到91石5斗时，你就会升级，成为贡生。”可当袁黄领到70多石的时候，一位姓屠的提学，看袁黄品学兼优，便决定提拔他当贡生。袁黄暗喜：“孔先生算得也不全准。”

谁知道，姓屠的提学不久就离开了，代理提学不同意提拔袁黄，于是搁置了决定。再后来，一位姓殷的先生来当了提学，殷提学读完袁黄的文章后，觉得“见识广博，思想深刻”，于是立马将袁黄从秀才提拔为贡生；而提拔之时，袁黄刚好领俸91石5斗，这一下，袁黄彻底相信了命数：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贫富贵贱，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不能强求。命里没有的，怎么努力都得不到；命里有的，不用努力，自然就会有。

袁黄从此唉声叹气，心如死灰，当贡生后，他按规定到北京国子监读书。在北京一年，他整天静坐，也不读书了，想着命就如此了，努力也没有用；一年后，他转回南京国子监读书。未进国子监前，他到栖霞山拜访云谷禅师，与禅师对座一室，三日不眠。禅师暗暗称奇：“如此定力，真是了得。”

于是禅师就问袁黄：“凡夫不能成为圣人，是因为心中多妄念，你三日没有妄念，是什么原因？”袁黄叹了一口气，说：“我一生吉凶祸福，都被孔先生算定了，命由天定，还有什么好想呢？”禅师听后淡淡笑道：“我还以为你是一位豪杰，原来也只是一个凡夫。”袁黄便问：“此话怎讲？”

禅师一挥袍袖，朗声说道：“凡夫因为不能无心，所以被阴阳气数所束缚，一个人如果诚心竭力、为善不倦，数就拘不得他的命。但是反过来，一个人如果肆无忌惮、怙恶不悛，数也保不住他的命。你二十年来被孔公算定，一毫都不曾转变，岂不就是凡夫吗？”

袁黄问：“您是说定数也可以逃脱吗？”禅师说：“命由己立，福自己求，祸福无门，唯人自招。一个人只要真诚用功、多做善事，没有不感应的。”袁黄跪求：“请师傅教我摆脱命数之法。”禅师拿了一本《功过格》递给他：“每晚将一天的存心行事，反省检点，按格记功过。每至月底，总结一次，将功抵过，多余的就可作为善行了。”拜别禅师，袁黄回到家里，跪在佛前忏悔，并做了一道疏文，立誓先行三千善事，求登科第；那一天，袁黄将自己的号改为“了凡”，将凡夫之见，一扫而光，是为了凡。从此以后，他每天都活得小心谨慎，即便在无人之处，也常怕得罪天地鬼神，碰到讨厌他、毁谤他的，他也安然接受。

一年后，袁了凡到礼部参加科考，按孔先生算的命，袁了凡应考第三名，结果没想到，他竟然考了第一名。接下来，孔先生算的命又失灵了，孔先生没算到袁了凡会考中举人，哪知秋天乡试，他竟然中了举人；云谷禅师说的“命运是可以改造的”这话他更加相信了。十年后，袁了凡完成了三千善事，他又跪在佛前忏悔，做了一道疏文，立誓再行三千善事，希望能得子嗣；仅仅过了一年，袁了凡便梦想成真，夫人顺利产下一子，起名天启。

袁了凡做善事从此更加用心，每天至少“日行一善”，仅仅两年，三千善事又已完成。他又跪在佛前忏悔，再次做了疏文，立誓行善一万件，希望能遂进士之愿；三年之后，袁了凡竟然真的中了进士，很快，吏部就补他去做了宝坻县县令。一上任，袁了凡便备了一个小册子：“我将这本小册子取名为‘治心篇’。害怕自己做官心起邪念，因此要治心。”每天早晨起来，坐堂审案时，袁了凡便将《治心篇》交给看门的人，将其所行善事恶事，不管大小，一一记录；到了晚上，他再翻阅记录，闭门治心。

袁了凡虽然坚持日行一善，但夫人却整天愁眉苦脸：“你许诺做一万件善事，可衙门里没什么善事可做，什么时候才做得完啊？”那天晚上，袁了凡做了一个梦，梦里遇到一位天神，他对天神说：“我很惭愧，一万件善事很难完成。”天神说：“现在宝坻百姓过得很艰苦，你只要给他们减粮减税，便足以抵一万件善事了。”第二天，袁了凡便立即下基层考察实情，宝坻县的田，每亩要收银两分三厘七毫，袁了凡了解百姓赋税后，觉得应下调至一分四厘六毫。于是上书朝廷，恳请减免赋税以充养民力，朝廷同意其请求，并取缔了各种额外摊派；全县百姓为此雀跃欢呼，鼓掌相庆，此举，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减粮善政”。

当时宝坻常闹水灾，袁了凡便兴修水利，将三汊河疏通，筑堤坝抵挡水患侵袭；他还亲自带领百姓沿海岸堤坝种植柳树，将连绵不断的海堤变成了一道绿色屏障。四百年前的宝坻，多是一文不值的盐碱地，地里只适合生长水稗草和芦苇，但袁了凡竟然异想天开，改造盐碱地种水稻；挖沟通河，调埂作田，引入良种……三年实践，他竟然真的种出了黄澄澄的稻子，随后，袁了凡又带领百姓进行了一系列农业试验，并编写了天津地区第一部农业专著《宝坻劝农书》。“自从来了袁知县，宝坻生活变了天。”宝坻百姓逢人就夸袁了凡。

1588年，是袁了凡53岁之年，孔先生算命他会死于此年八月初十。八月初十这天终于来了，八月初十这天又终于走了，他无病无痛，竟然一点事都没有。后来年事已高的袁了凡决定回家乡养老，他觉得自己一生甚是传奇，便决定将抗争宿命的经历写下来，训诫后人，于是袁了凡撰写了四篇文章：《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他将四篇文章命名为《戒子文》，后因广为流传，大家将其称为《了凡四训》。

决定一个人富贵贫贱的主要因素，不是风水、不是星宿、不是命数，而是一个人的“心田”；即你的思想、你的品德、你的行为。生命是一段程序，你怎么编写，它就怎么运行。

说亲

旧时婚姻多凭媒妁之言，都由男方请媒人先往女方提亲，称“报吉”。女方同意后，交出写有女儿生辰八字的红帖，即“庚帖”，称“出帖”，俗称“出八字”。男方取得庚帖后，压在祖宗牌位前的香炉下三天，称“压庚”，然后请算命先生算男女生辰八字是否相克，称“合婚”。如五行相冲相克，则退回女方“庚帖”，并附送一些礼物示歉。新社会实行婚姻自主，但农村不少地区仍流行说亲。城市男女青年大多数为自由恋爱，也有经人介绍而相识，征得家庭同意确定婚姻关系的，称之为“找对象”。

订婚

嘉兴订婚旧称“安心”。合婚后，如婚姻可成，男家即送“安心礼”至女家。富家送“安心礼”，用一块金筀，上镌吉祥花纹，还有一个金锭、一对金如意，取“决定如意”的口彩。女方受礼称“受茶”，并向男方答礼，然后请至亲吃安心酒，公布婚约。贫家送礼视经济情况而不同。民国时期，城市有地位人家，订婚亦举行仪式，也有男女双方交换照片的。旧时男女双方“文定”即订婚后，逢节日男方应送礼到女方家，如粽子、月饼、鸡、鱼、猪蹄膀、糕点等，用竹篮或木篮装盛，故称“送礼篮”。此俗建国后城乡仍流行，但城市为简，一般在中秋和春节男方向女方馈送一些礼品。

准日

即男女双方确定婚期。据《嘉兴府志》记载：“……将婚请期曰准日”。又据《古禾杂识》记载：“……请期曰准日，则男宅投之以茶，女宅报之以糕，糕必返半焉，谓之两头高”。民国时期，此俗似流行，富裕男家须购办首饰（金戒、手镯等2至4件）、果盒（盒内分两框，一置桂圆，一置茶叶）及聘礼数十元至数百元，由媒人送至女家。女家亦备糕盒及和合（传说中的和合二仙人）一座（置玻璃盒中为绸或纸制成），座下红绸包庚帖，回赠男家。在准日之前，媒人先须“话亲”，即男家托媒人往女家提议迎娶，女家故意不允，至少往返三次才答应。农村礼仪较简，男方选定结婚日期，提早半年通知女家，称“对盘”，又称“行大盘”。托媒人送礼，有绸缎、布料、首饰及礼金，礼金为数亦甚可观。也有女方讨价还价，至使男方送追礼的。此俗建国后农村仍流行，时有为追索聘礼，男方因贫穷，无法满足女方要求，造成婚姻纠纷，不少男方为行聘负债累累。

迎娶

据《古禾杂识》记载：“禾俗重亲迎豪家富室必盛驺从，鸣锣喝道，居然官长也。新郎虽白衣亦蟒服数珠，甚至僭逾有戴红顶者。戚友少长，衣服甚都，导于舆前，谓之陪娶。新娘乘彩舆，灯光映射，婢媪随其后，手爇安息香，氤氲之气达数百步”。这是清代嘉兴城豪富之家结婚迎新的排场。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结婚，新娘仍乘花轿或彩船，新郎着长袍马褂，也有穿西装的。新娘戴凤冠霞帔已少见，一般着粉红绣花旗袍，有些用兜纱，为粉红色。迎娶至男家，新娘出轿后举行文明结婚仪式。有证婚人、主婚人、介绍人、司仪、傧相等，只行鞠躬礼，不跪拜。当日宴请宾客，摆宴席多少桌，视经济状况而定，多请厨师到家中操办。建国后，70年代前，城市迎亲仪式从简，新郎新娘或步行或骑自行车迎娶。婚礼在男方家中举行，中午新郎由亲友陪同，在新娘家吃喜酒，晚间则在男家宴请亲友宾客，酒席不过数桌。干部结婚仪式更简，一般只向亲友同事分送糖果，宣布结婚。70年代后期婚礼渐趋奢华，迎娶用三轮车（人戏称“大篷车”）数辆满载新娘嫁妆，结队而行，引人瞩目。80年代中期后，大操大办之风兴起，迎娶都用小轿车，有的滥用公车，少者一二辆，多者七八辆，车前玻璃窗上贴大红双喜字，新郎新娘由傧相陪同，迎娶时鸣鞭炮，虽新房近在咫尺或新房即在原地，必乘汽车沿街游驶。新娘大多披白色婚纱，新郎则穿黑色西服。晚间男女双方家长及亲友同至酒家饭店赴喜宴，新郎新娘由傧相陪伴，立酒家饭店大门前迎候宾客，新郎向宾客一一敬烟，新娘手持钱包，对小辈分送礼金，一般数十元。酒席价每桌数百元（80年代末一般每桌200元至250元），由男女两家合办，费用由男方负担。酒席毕，剩菜如鸡鸭鱼蹄膀等大菜，由双方各自拿回家去。80年代末，时兴拍摄婚礼录像。

农村婚礼民国时期大多沿袭旧俗，迎亲前女方索礼，如“谢娘篮”、“请坐礼”、“抢舅礼”等，甚至女方父母有索“肚子痛钱”的。俗称“发轿还要银百元，媒人随轿送五盘”。男方娶亲要挑选已婚青壮年人抬轿或摇船，如花轿迎娶，轿前要由父母双全的两童男提灯。迎娶或派人或新郎亲迎，必须见门作揖，女方才将一道道门打开。女方上轿前，先隔门槛由女方亲戚传递嫁妆，男方候接，嫁妆一般少于男方礼金。然海盐澉浦一带，历来讲究嫁妆的丰盛，称女儿为“赔钱货”。嫁妆中马桶必备，俗称“子孙桶”，红漆，内放一包花生，两个染红的半熟鸡蛋。当新娘上轿时，轿前铺芦席（或米袋），新娘踏着上轿，意为不带走娘家的泥土，也有舅父或兄弟抱上轿的。新娘上轿必须哭，称“哭发哭发”。一般新娘是小声哭泣，母亲是大声哭泣。新娘上轿后，先由母亲喂饭，然后由兄弟扶轿杆，起轿旋三转，才于鼓乐声中抬往男家。乘船迎娶时，有的地方船上置两根带泥的青竹。新娘上船后，急速行驶，竹篙撑岸，以不沾水为吉。船出港后，本村青年往往先在船必经的桥上讨喜钱，称“拦水港”，不满足要求则阻挠不放行。至男家门前时，依次铺五只麻袋，喜娘扶新娘踏麻袋进门，传递麻袋铺路，称“传代”。用五只袋，兆“五子登科”。新郎新娘拜天地、祖先、父母及互拜之后，“吃寿面”，父母朝南坐（如有一亡故，也要虚设盅筷），新郎新娘跪着敬酒。礼毕，新郎持红绸带牵着新娘，由两青壮年持一对花烛导入洞房。洞房坐床男东女西，传说新娘坐床面积多，兆婚后怕老婆；新郎坐得多，则兆婚后妻子怕丈夫，故互不谦让，紧靠而坐。坐床后，新郎用秤杆（寓称心如意）或甘蔗（寓节节高，老来甜）挑起新娘盖头的红纱巾。喜娘将枣子、花生、糖果等向新房床帐内四处抛撒，称“撒帐”，也有的撒到新房四角和客人面前。海盐一带有《撒帐歌》：“撒帐东来撒过东，夫妻双方多和睦，撒帐南来撒过南，人丁兴旺子孙多……”。平湖农村，旧时有吃“小夜饭”的习俗，即婚礼结束，长辈从新娘的箱子里取出两碗合在一起的冷饭，上放几根咸菜，让新郎新娘并肩坐，各自把咸菜冷饭吃完。

建国后，农村婚礼习俗有所变化，迎娶不用花轿，代之以船。订婚时彩礼很重，迎娶前，新郎仍须备名目繁多的礼金。近十多年来，有以自行车迎娶的，婚后和城市一样，外出旅游度蜜月。自80年代以来，农村之喜酒与城市相似，新娘参与酒席，向宾客敬烟敬酒。喜宴一般也以冷盘、热炒为主，配以全鸡全鸭点心等。以瓶装酒取代家酿米酒，每桌酒席所费约二百元左右。

城市农村新郎新娘举行婚礼之日，男女方家长和近亲长辈须向新郎新娘致送“红纸包”，俗称“见面钿”。

结婚后第二天，新娘的兄弟前往探望，男家设宴招待，称“望潮”。嘉善一带俗称“通灶囱”，嘉兴俗称“吊烟囱”。民间相传，昔时有新娘受婆家姑娘、妯娌捉弄，将烟囱堵死，新娘烧饭时烟雾弥漫，受到公婆指责。其兄弟来探望，发现蹊跷，用长竹竿通烟囱，烟道畅通，烟雾消失，饭菜烧好。此传说含有娘家兄弟为保护新娘在夫家地位之意，此俗建国后仍流行。

回门

清代称“对月”、“望对月”。即结婚一个月以后，夫随妻回娘家探望，新郎带去一桌酒菜，俗称“桌面礼”，岳父母也送见面礼。此俗建国后农村仍流行，回门不限于满一月，多数三天就回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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