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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命万能顺口溜

算卦顺口溜大全如下：

1、好来好去又好收，多财多宝亦多忧，门前沙灯高高照，户内空囊度春秋。

2、一朵鲜花头上戴，一年四季也不开，一心想要花开时，采花之人没到来。

3、做梦吃饭不充饥，哑巴做梦总不提，竹影扫尘尘不取，纸糊马儿不能骑。

4、瞎子走路不知坑，小羊上山遇虎行，鱼见食儿不见钩，只见利儿不见凶。

5、今天攒，明天攒，攒足钱，买把伞，来了大风撸了杆，攒来攒去空白攒。

6、门前堆有一堆灰，南风刮来西风吹，好事人家全兜走，坏事往你身上推。

7、一切事情带头干，别人闲着你流汗，有了功劳和硕果，牛打江山马做殿。

8、一轮明月圆又缺，几点寒星围残月，萤虫点蜡蜡不着，夜晚哭泪流前袄。

9、瞎子点灯白费油，脱裤放屁上茅楼，瘸子赛跑瞎胡闹，哑巴唱歌总难求。

10、一挂肠子八下扯，既顾南朝又北国，别人有事你上火，还与人家动干戈。

三十句算命金口诀

江湖算命顺口溜伸手不见五指样，一掐就能知其详，要问本人有多棒，不敢糊弄周文王。

江湖算命流口相面男子面相看五官，女子面相看流年。天庭饱满吃虎饭，地阁方圆掌大权。年少时看山根，山根低了小时贫。看老年看鼻头，鼻头大来老来福。眉看兄弟眼看心，人中里面看子孙。日月角上看父母，山根奸门看婚姻。山根断印堂低，女克丈夫男克妻。男的克妻2，3个，女的要穿2

家衣。头发向前你无靠，额看人纹理也然。眉头向上你犯上，不会溜舔巴结人。眉尾鼻上川字纹，临事上没有送葬人。左眼晴右眼明，眼下财运不恒通。骨露财难聚，筋露病必攻。语迟终富贵，语紧必贫穷。腹垂知有福，额广有官运。鼻尖身奔波，头小主飘蓬。脚长身C，辛苦道路中。鼻端人中正有德人品正。鼻歪人中歪，必然有祸灾。准头园又亮，进财添人丁。眼下黑网纹，三代少子孙。准头边发红，财破走西东。开坡先生女，收坡生男郎。面黄孕是男，面红孕是女。面相口诀多，但看主要方，主要看五官，三庭流年详。

看相算命顺口溜闽南语你好这叫做江湖条口跑江湖算命必会的至于闽南语你自己翻译吧。

◆好来好去又好收，多财多宝亦多忧，门前沙灯高高照，户内空囊度春秋。

◆一朵鲜花头上戴，一年四季也不开，一心想要花开时，采花之人没到来。

◆做梦吃饭不充饥，哑巴做梦总不提，竹影扫尘尘不取，纸糊马儿不能骑。

◆瞎子走路不知坑，小羊上山遇虎行，鱼见食儿不见钩，只见利儿不见凶。

◆今天攒，明天攒，攒足钱，买把伞，来了大风撸了杆，攒来攒去空白攒。

◆门前堆有一堆灰，南风刮来西风吹，好事人家全兜走，坏事往你身上推。

◆一切事情带头干，别人闲着你流汗，有了功劳和硕果，牛打江山马做殿。

◆一轮明月圆又缺，几点寒星围残月，萤虫点蜡蜡不着，夜晚哭泪流前袄。

◆瞎子点灯白费油，脱裤放屁上茅楼，瘸子赛跑瞎胡闹，哑巴唱歌总难求。

◆一挂肠子八下扯，既顾南朝又北国，别人有事你上火，还与人家动干戈。

◆自己点火和点灯，自己说话自己听，一生运蹇多危厄，回想过去在梦中。

○夫妻儿女全无靠，只靠那张老头票，晚年处处都凄凉，有时哭来有时笑。

○你说东，他说西，你打狗，他骂鸡，你打柴，他抓鱼，你骑马，他赶驴，

你扒葱，他蒜皮，你择桃，他摘犁，你烧火，他和泥，互不相让不投机。

○扯了东墙补西墙，西墙低下有阴凉，借了张家还王家，拆了罗裙补衣裳。

○屋漏还招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这几年来事不顺，好事无成反成凶。

○时来运转喜悠悠，一切烦恼从此休，万般通达皆如意，向后诸事不犯愁。

○男人是搂钱的耙，女人是装钱的匣，能让耙子缺个齿，不让匣子没有底。

○无凳梯子最难上，蛛网套鱼没希望，碾盘播种穷费力，命中一尺难求丈。

○白马红樱彩色新，不是亲者强为亲，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败翎鹦鹉不如鸡，老虎下山狗都欺，马瘦毛长不显肥，人若贫穷语声低。

○天怕乌云地怕荒，人怕老弱树怕伤，忠臣最怕君不正，子孝最怕父不良。

草怕严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挡。

■结发夫妻不相移，不是克死就活离，不死不离不和气，生死离别各东西。

■命到三十三，夫妻保平安，命到四十五，夫妻得幸福。

■此命生人贵在金，月老配错这个婚，男子配错裙钗女，女子配错儿夫君。

自从结婚心不稳，忧忧糊糊到如今，命中造就出二门，男的须定二次亲。

肓派算命速断吉凶，不用取用忌神。直接通过口诀断命是吗?是的。也有一些格局也可直接来断，但盲派之学不会传于正常之人。平时所见的所谓盲派命理多属江湖流派，或是在交流当中所了解的一星半点而已。比如《流星赶月》，亦有同好说过，正常人是不可以去学的，虽然市面上有这样的专业知识流传，也能学会，但却不敢运用，恐伤及自身。这是一些同行在交流过程中再三提及的。所以正常人还是去查万年历。

为什么瞎子算命蛮准的？那是瞎猜得，不能相信的

算命的说喜忧无两样，足兆牛二尾什么意思。这属于江湖算命两头堵的口诀，没有实际意义。算命一定要找专业风水师和命理师，巫婆神汉不可信。算命一定要求测者能听懂，并结合实际事物。让求测者听不懂，就是骗子。

我想学算命！怎样在百度知道上拜师学艺？你好术数预测是很高深的学问需要大量的积累有人说学会奇门遁来人不用问学会金口诀来人不用说。奇门上手不是很快学深很复杂金口诀上手快好学我学习的是大六壬金口诀建议你学习金口诀。想学习联系我

求电子书啊《我是个算命先生》作者:易之5分我也是求书的

我找到了，并且把第二部也看完了，《我是个大师》

女命八字克夫怎么办现在的人们已越来越重视婚前合婚了，有自己为自己合婚的，也有父母替儿女合婚的。但由于易学与同其它科学一样，达到炉火纯青的人毕竟是少数，很多走江湖的算命先生，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完全是靠师傅传授的一点口诀，就以为掌握了易理和命理。还有一些“大师”靠看了几本书摊上所买的几元钱的命理书就敢与别人算命合婚。其结果不是胡说八道，就是误导了很多善良信女。很多“大师”看到女八字中有“伤官”、“七杀”就断定女命克夫。也有的“大师”光看八字中的“神煞”断命，看到女八字中“阴阳差错日”、“魁罡”等煞星，也断定女命克夫。实际上女命带“伤官”、“七杀”不一定克夫。至于八字中的“神煞”之说，是古人对自然科学认识不足加进去的一些不科学的东西，是不存在和可以不予考虑的，易学本身是研究大自然的科学，而大自然都是由阴阳五行构成的，根本不存在“神煞”之物。因此，当有些江湖术士凭八字中的“伤官”、“七杀”或各种“神煞”断你克夫时，你也不必全信，更不能因此错过你美好的姻缘。即使你命中确实克夫也不必紧张，也许你男友的八字可以减轻或消除你八字中克夫的力量。何况命中旺夫的女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女命或多或少都会克夫。克力有大有小，大的可以想办法避免，小的可以想办法减轻或消除，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更何况男命本身有问题，才有可能碰到克夫的女人，这也是你的命，一方面要知己知彼，不要错失良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人为的方式，减轻或消除克夫的因素的。如果克夫较严重又无法消除的女人，可以找比自己大较多的男人结婚。老夫少妻中，所有的女命都是克夫的。克夫女命中，有克男人身体的，可能导致男人有病或意外之灾。也有克男人事业的，导致男人事业失败，破财倒霉。还有是排斥男人的，导致婚姻失败。例1，女八字：癸己己辛卯未卯未八字中恒星为己卯，婚姻星为辛未，婚姻星辛金为忌神，而且又得己土生，克夫无疑。如果所嫁之人不能减轻克夫之力，也不采用其它人为措施，其夫必定短寿。由于她婚前未合婚，也根本没进行任何方式化解，一切由命运驱使，结果在91年她年仅28岁时丧夫。例2，女八字：辛壬甲丁亥辰戌卯八字中恒星为甲戌，婚姻星为丁卯，丁火为忌神，又得甲木相生，命中克夫。如果没有合婚或采取措施化解，会有离婚之事。结果94年结婚，97年离婚。第二例要避免离婚，就要花很大工夫了

1983年九月初五子时生。女。测一下八字。谢谢啦~~您的命理分析如下，因百度限制字数，只能摘要给您，请您只看白话部分的结论就行。

女命：公元1983年10月10日23时40分出生

一九八三年九月六日子时

年柱:词馆禄亡神空亡

月柱:词馆天喜地网寡宿空亡丧门

日柱:十恶大败日太极国印劫煞绞煞披麻

时柱:将星羊刃空亡咸池

癸亥：禄空亡

甲子：将星羊刃空亡咸池

乙丑：金舆空亡丧门

丙寅：天德月德文昌驿马

丁卯：天乙文昌将星

戊辰：华盖红鸾

己巳：天乙太极驿马披麻

庚午：元辰吊客

八字五行个数：2个金，0个木，5个水，0个火，1个土

八字五行个数：3个金，1个木，6个水，1个火，2个土

八字五行得分：

水：47金：20同类得分：67

木：4火：4土：14异类得分：22

相差：45综合旺衰得分：46八字过旺

比劫：47印绶：20官杀：14才财：4食伤：4

五行平均分数是：17.8，大于平均数的五行为偏旺，小于平均数的五行为偏弱，请操作人员注意。

命局分析：

本命属猪，大海水命。

壬日干生戌月，处冠带之地，得令而不得力，七杀临旺地，为七杀格。天干偏印透出，不得令，地支有强根而旺。天干比肩透出帮身，得令但受克，地支有强根而旺。天干劫财透出帮身，不得令，地支有强根而旺。

命局身旺，以官杀为用神，财为喜神。

袁天罡称骨算命：

此命局为五两五钱：

少年奋斗，晚年富贵之命

走马扬鞭争利名，少年作事费筹论，一朝福禄源源至，富贵荣华显六亲。

注解：此命为人灵巧机巧，初限尚不聚财，只是虚名虚利，财来财去，一生勤于学，自有功名，有衣禄，福星照命，中限交来可称心，求谋如意，出外有人恭敬，一生受贵，要问其他消息，事后兴家发达，壮年滔滔财源旺，滚滚利顺来，迎春花正发，微风细雨生，四十九交来末运，移花接木桂花香，夫妻百年同偕老，寿元八十之外，福禄荣昌，卒于春光之中。

命宫趋向：

天驿星，一生劳碌，离祖始安。未宫，太阴之垣，生于此宫，其为人也，每多自得之情，宜习商科，从事航运，经营流动性之工商业，或办产科医院及任护士。立命此宫，颇有谦让之表现。未宫之人，一举一动，于谦让之中每露忸怩之态，似行畏怯，然其性格则敏感而易发怒;貌为柔顺，内心则极坚强，不肯轻易接纳他人意见。其人办事严谨，工作谨慎，均为最佳之表现。并有很好的领悟力与观察力，喜欢沉思，相象力非常活跃，但容易耽于声色之好，宜多注意。如逢岁运不佳，生理方面，可能患胃病，逆呃，消化不良等疾。

一、性格简评与心理趋向：满意率：%

1、命带将星，有组织领导才干，有慑众之威，命局中和者有掌权之机。但将星如果为忌神，有时会有意外之灾，其灾的性质多是无法预知的。流年大运逢将星，须防事业失败、疾病、伤感、麻烦之事。

2、命带太极，当力勤奋，满招损、谦受益，于事业有收获、学术方面有杰出之成就，且能独树一帜，受人景仰。个别命局有多变性收入！但是不容易储蓄。

......

算命忽悠人经典语录

算命先生的经典台词：

1、来一来，算一算，正宗的算命，包算包满意，算不准，少要钱，算得准，加双倍。

2、祖传算卦秘方，兴国又安邦。

3、您六亲缘薄；伤克子女；子嗣缘薄；命宫阴暗；岁运并临；命中有劫；流年大凶；冲克太岁；气数已尽

4、施主印堂发黑，近几日恐有血光之灾啊！若要趋吉避凶，请听我一言。

5、您印堂发黑，不适宜走远门。若是不听劝告，恐有血光之灾。不过若想躲避，在下也不是没有办法。

6、你的印堂发黑，头顶隐约有黑气缭绕，近期可能会有血光之灾。

7、此命生人贵在金，月老配错这个婚，男子配错裙钗女，女子配错儿夫君。自从结婚心不稳，忧忧糊糊到如今，命中造就出二门，男的须定二次亲。

8、此命生来脾气暴，上来一阵双脚跳，对你脾气啥都好，经常与人吵和闹。

9、此命生来游好闲游，吃喝玩了度春秋，年青财喜多发旺，直到老来也无忧。

10、女犯伤官把夫克，旱地莲花栽不活，不是吃上两家饭，也要刷上三家锅。

11、好来好去又好收，多财多宝亦多忧，门前沙灯高高照，户内空囊度春秋。

12、一朵鲜花头上戴，一年四季也不开，一心想要花开时，采花之人没到来。

13、做梦吃饭不充饥，哑巴做梦总不提，竹影扫尘尘不取，纸糊马儿不能骑。

14、瞎子走路不知坑，小羊上山遇虎行，鱼见食儿不见钩，只见利儿不见凶。

15、今天攒，明天攒，攒足钱，买把伞，来了大风撸了杆，攒来攒去空白攒。

16、门前堆有一堆灰，南风刮来西风吹，好事人家全兜走，坏事往你身上推。

17、一切事情带头干，别人闲着你流汗，有了功劳和硕果，牛打江山马做殿。

18、一轮明月圆又缺，几点寒星围残月，萤虫点蜡蜡不着，夜晚哭泪流前袄。

19、瞎子点灯白费油，脱裤放屁上茅楼，瘸子赛跑瞎胡闹，哑巴唱歌总难求。

20、一挂肠子八下扯，既顾南朝又北国，别人有事你上火，还与人家动干戈。

21、自己点火和点灯，自己说话自己听，一生运蹇多危厄，回想过去在梦中。

半仙算命口诀

科学无法解释，用玄学的说法就是，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轻责鳏寡孤寂，重责丢了性命，这也是对于窥探天数的惩罚，

算命打油诗

姻缘玉成定乾坤，

双龙相伴是良辰。

龙公发威振雷雨，

龙母巧手织祥云。

夏商周

国古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时期，约始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终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绵延达十八九个世纪。这段历史时期被人们称为“青铜时代”，也有人从第一个阶级社会产生角度称之为“奴隶制时代”。它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和重要地位，今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三代艺术是三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于三代艺术的研究，也已取得丰富成果。不过，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三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以及它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的伟大成就和独特贡献，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试图从比较的、类型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一点初步思考。

一、“礼乐艺术”：三代艺术的本质规定

关于三代文化的性质和特征是什么，人们也许会作出不同的回答。但有一点是大家能够认同的，这就是把三代文化概括为一种“礼乐文化”，毫无疑问，三代礼乐文化在西周时期发展到极致，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便是这一文化发展过程的象征性表达（注：据杨向奎先生的研究，《左传》“文公十八年”关于“先君周公制周礼”的一段文字“是有关周公制礼的最早记载”。后来的《礼记》《明堂位》则明确提出周公“制礼作乐”：“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参阅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283页。）。而三代礼乐文明、礼乐文化代代相因沿革、损益增删，有其内在的贯通性和一致性，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礼记·礼器》），等等（注：在近现代研究三代文化的学者中，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强调三代文化相异的一面（如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三代文化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民族（如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但更多的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三代文化本属一系，同大于异。如严一萍认为“综观三代文化，纵有异同之处，未逾损益相同，寻其本则一脉相承，未尝有变焉。”（《夏商周文化异同考》）张光直先生更是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论证“三代都是有独特性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其间的差异，在文化、民族的区分上的重要性是次要的”；“夏商周在文化上是一系的，亦即都是中国文化，但彼此之间有地域性的差异”。李学勤先生在引述张光直的上述说法时，明确表示赞成其观点，并认为“三代文化基本相近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回复到王国维以前的观点上去了”。参阅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初版）、《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李学勤《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等。）。

在三代“礼乐文化”整体语境下形成的丰富辉煌的三代艺术，其最本质规定是什么？这便是艺术（“乐”）与当时浑融为一的整体性文化形态（“礼”）的密切结合与高度统一。就是说，当时的艺术为礼服务，以礼为内容，以礼的实行为根本目标。而当时的“礼”，也总是要尽量诉诸使人愉悦的艺术（“乐”）的形式，以使人们心悦诚服地将外在制约转化为内在心理需求。对于这种艺术，不妨称之为“礼乐艺术”。顺便说明一下，三代时期，并不存在今天所谓的“艺术”概念。甚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也找不到具有近代意义的“艺术”概念。虽然古代文献中不难找到“艺术”这一词语，但今日所用的“艺术”概念实际上是从西方引进的术语。不过，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概念与今日所说的“艺术”一词意义相当接近，这就是先秦时期所使用的“乐”这一概念。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岳）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岳）者，乐（洛）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岳）。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大约就因为音乐的享受最足以代表艺术，而它的术数是最为严整的原故吧。”（注：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青铜时代》1945年3月，重庆文治出版社，第163页，第170页。）应该说，三代所谓“礼乐”中的“乐”，可以包括所有艺术形式在内，至少可以指称以音乐为代表的各种艺术样式。

关于当时礼与乐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不少经籍都有深入周详的阐发而尤以《论语》、《荀子》、《礼记》等的论述精深微细，全面周到。《礼记·乐记》就认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礼乐之事也。”“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情），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郭沫若阐发其意旨说：“乐须得礼以为之节制，礼也须得乐以为之调和。礼是秩序，乐是和谐。礼是差别，乐是平等。礼是Apollo（阿波罗，即日神——引者）精神，乐是Dionysos（狄俄尼索斯，即酒神——引者）精神，两者看来是相反的东西，但两相调剂则可恰到好处。”（注：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青铜时代》1945年3月，重庆文治出版社，第170页。）

对于三代礼乐文化、礼乐艺术中的“礼”究竟应做何解释？自古以来，关于“礼”的解释层出不穷，莫衷一是。但今天人们更倾向于对“礼”作一种文化学上的广义的解释。对古代礼乐文明素有研究的杨向奎先生指出：“礼的来源很早，它起源于原始社会。广义的礼，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无所不包。”（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337页。）陈来先生也认为：“周代所集大成而发展的‘周礼’、‘礼乐’显然早已超出宗教礼仪的范围。历史上所谓‘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分明是指一套制度与文化的建构。若从后世《礼记》所说，‘礼’根本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总的来说，古代所谓礼包含制度与礼仪两大部分，虽然国家的礼仪也可以看作是制度的一种，但礼仪更应当说是一种文化形式、文化体系。”（注：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5、247页。）实际上，不仅对周礼应这样理解，对整个三代一脉相承的礼均应这样来理解。可以说，三代的礼，便是当时尚未分化为各种独立精神的生产形式、意识形态形式，也就是当时整个文化。

对于三代时期这种“礼乐艺术”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它的类型学特征，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在这里，有必要运用比较的、类型学的方法，作一些深入具体的分析。从这一观点来看，可以说三代礼乐艺术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历史类型，是中华艺术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整个人类艺术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做出了应有的伟大贡献，占有一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二、艺术的三大基本历史类型

人类的艺术发展，有其历史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每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会形成与该历史阶段相适应而与别的阶段相区别的艺术历史类型。如何总结艺术历史类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成为艺术史的一项重要任务。历史地描述艺术各种类型包括艺术门类、体裁和艺术精神、艺术风格的演变，是许多艺术史的基本路数。除此之外，在艺术史研究中，还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不只是纯历史地描述艺术历史类型的演变，而是在描述艺术历史类型的演变中，努力揭示艺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实现对艺术历史类型演变规律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论描述。这无疑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要求。在艺术理论史上，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曾作过这样的尝试。他把人类的艺术发展概括为象征艺术、古典艺术与浪漫艺术三大艺术历史类型的合乎逻辑的推演过程。

黑格尔是按照艺术中理念与理念的感性显现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来划分艺术三大历史类型的。这一艺术历史类型演变模式对艺术真实历史发展过程的逻辑把握无疑含有合理成分，但也有其致命弱点。其头足倒置的弊病姑且不论，黑格尔的西方中心主义，他对东方艺术、中国艺术的缺乏了解，使他不无偏颇地仅仅把东方古代艺术作为人类艺术第一大历史类型即象征艺术的代表，而在讨论其他两大历史类型时，却对东方艺术很少涉猎，避而不谈，认为古典型艺术的代表乃是古希腊以雕刻为代表的艺术，而浪漫型艺术的代表则是西方中世纪和近代的艺术（注：参阅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像这样一种对人类艺术历史类型演化大致轮廓的勾勒，无疑不能正确反映包括中华艺术在内的东方艺术应有的地位和价值。

关于人类艺术基本历史类型的演变，笔者曾多次在有关论文和论著中阐明这样一种基本观点：人类艺术发展的全部历史，曾经出现这样三种基本的历史类型：第一种历史类型：“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第二种历史类型：“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第三种历史类型：“审美性非实用目的艺术”。

而且，在我看来，这三大艺术类型既是艺术的基本历史类型，也是艺术的基本逻辑类型——它是按照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的精神生产，在艺术生产与一般生产和一般精神生产的历史的、逻辑的联系中划分出来的艺术类型。简言之，这是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艺术基本类型的划分体系（注：参阅拙作《试论艺术的逻辑分类体系》（《文艺研究》1992年第5期）及拙著《现代艺术学导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九章、《艺术类型学》（合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假如上面对人类艺术基本历史类型演化的概括合乎艺术的历史进程的话，按照这一艺术类型发展线索来看三代礼乐艺术，应该如何认识三代艺术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三、三代艺术确立了新的历史类型

就中华艺术历史发展而言，整个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所创造的艺术基本上都属于第一种历史类型的艺术，即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像当时人们所制造的颇为精致的石制工具、装饰用的骨器、后来出现的陶器等，基本都是为满足人们物质实用目的需要而生产的。

大约到了新石器晚期，也就是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时期，原始中华先民精神生活已颇为丰富复杂，在艺术领域，出现了一种新艺术类型的萌芽形态，如舞阳骨笛、甘肃上孙家寨舞蹈彩陶盆、良渚玉器中以玉琮等为代表的玉石器艺术，其精神因素已逐渐上升为主导性因素。但是，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艺术形态中蕴含的精神因素，显然还只是一种混合形态的精神因素；它所要达到的精神目的，还只是一种混合形态的精神目的，也可以说是带有浓厚原始巫术、宗教性质的精神目的。这是第二种艺术历史类型的前奏。

应该说，在中华艺术史上，第二大艺术历史类型即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的历史地位的真正确立，是在三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的。

中国历史上的三代时期，是国家文明出现时期，是阶级社会确立地位时期，是文字、礼仪中心形成并走向成熟时期。总之，“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定型到兴盛的时期，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据有重要的地位。”（注：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61页。）它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和主要成就，便是以青铜艺术与乐舞艺术为代表的“礼乐”艺术达到鼎盛。对于这种“礼乐艺术”的最本质的概括，便是把它视为一种典型形态的“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可以说，三代正是这种新艺术历史类型确立的时期。

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人们怎样论述艺术的功能与目的。

如所周知，青铜艺术是三代最主要艺术形式之一。中国青铜艺术在三代时期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是三代之所以被人们称为“青铜时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王孙满与楚子关于“九鼎”的一段对话：“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如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作为当时青铜礼器之代表的“九鼎”，乃是集神权与王权于一身的国家象征，是通神礼器、礼制的形象表现。“九鼎”的功用、目的如此，其他青铜礼器的制作，其目的、功能也大抵如此。像人们所熟知的一些青铜重器，如司母戊大方鼎、兽面纹大钺、兽面纹方鼎等，都是当时至高无上的王权象征，是一种礼制的体现。这些青铜器的制作，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实用物质生活需要，而是当时混合意识形态的体现。美籍中国学者张光直先生对于中国三代时期青铜器的研究颇引人注目。而他的一个中心观点便在于：“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与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注：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13页。）这说明三代青铜器的基本目的和功能是为礼服务。很显然，它不是纯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为了审美。

再看当时乐舞艺术的目的和功能。

据《尚书·尧典》记载，“帝（舜）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粟，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虽未必一定是舜的时代所实际存在的实事而很有可能是后人的追述或伪托，但说它反映了三代时期人们对诗、歌、舞、咏浑融不分的所谓“乐”的“言志”作用和“神人以和”功能的认识（注：据朱自清先生的研究，先秦时期“诗言志”说中的“言志”有表达作诗之人“怀抱”的含义，但“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参阅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还是真实可信的。

对于《诗》三百篇，我们都熟悉孔子这样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孔子看来，诗三百篇实在是能够实现多种精神实用目的的百科全书，而绝不是纯审美的文本。

我们再看看三代时期其他一些重要艺术形式的情况。

从空间造型艺术方面来说，三代艺术无疑以上述青铜艺术为主要代表。但三代除青铜艺术之外，还存在着玉石艺术、漆器艺术、陶瓷艺术、建筑以及书画艺术等等，它们在三代时期均取得巨大成就，获得可喜发展。但就它们的总体面貌、主导类型而言，如果从其艺术生产的目的和功能上来看，仍不脱“礼乐一体”框架，基本可以说都是属于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范畴。比如在原始社会末期便已相当发达的玉石器艺术，在三代时期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而三代的玉石器又是以礼玉为主的。《周礼·春官》有关于“六器”（当时最主要的几种礼玉）功能的详细记述：“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还有关于所谓“六瑞”（当时对于礼玉在使用等级上分类）功能的记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这种礼玉无疑是礼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时间艺术方面来说，除上面谈到的三代乐舞艺术和诗三百篇外，中国三代时期的神话、传说、史诗（诗经中的部分颂诗）、典礼艺术、巫傩艺术以及某些早期说唱艺术、戏剧艺术的萌芽形态等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也基本不脱礼乐艺术范畴，它们或者是当时综合性意识形态的表现，或者主要是为当时政治教化目的服务的。

总而言之，三代时期的艺术，就其主导性艺术类型而言，其功能和目的，一方面，无疑已超越远古蒙昧时期物质性实用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它还远没有超越其他实用目的——这里所说的实用目的已不是指物质性实用目的，而是指精神性实用目的，而恰恰是以实现其他精神性实用目的为其存在的根本依据。它还不是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艺术，不是审美性的非实用目的艺术。尽管如此，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三代艺术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应该说，三代艺术确立了新的历史类型即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的类型，并成为远古物质实用目的艺术向此后第三种艺术历史类型即审美的非实用目的艺术过渡的中介环节。

四、三代晚期向新历史类型的过渡

如所周知，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魏晋时期是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被人们称为“艺术自觉的时代”。用我们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艺术类型划分模式来看，可以说这一历史时期是第三种艺术基本历史类型即审美的非实用目的艺术类型真正得以确立其历史地位的时期。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新的历史类型的确立，并不是一朝一夕实现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它在三代时期，特别是三代晚期，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旧礼乐制度的崩坏和艺术自身的发展，在各种艺术中均已出现了对于当时综合意识形态即礼的超越的尝试和努力，艺术开始努力突破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历史类型的框范，审美的、艺术形式的意味大大增强，出现了新艺术历史类型的萌芽。这种新风格、新类型的艺术，我们可以屈原、宋玉的辞赋创作、乐舞中普遍流行于各国的“新声”创作、青铜艺术等造型艺术形式中的新风格、玉器中的“玩玉”等等的出现为标志。

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各门艺术均日益走向精致、绚烂，其感性美成分逐渐增多，超越实用功能的、审美的成分逐渐增多。这样的量变的积累，必然导至质的飞跃，即审美目的上升为主导目的，实用目的退居次席。应该说，这样的艺术在三代晚期已经开始出现。比如，青铜器中出土于河南新郑的一对“莲鹤方壶”，其莲瓣形壶盖中央清新俊逸的白鹤造型，它所运用的镂空细密花纹，成为美术史上一种新风格的代表，而从其功能上讲，也在突破着礼乐艺术即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的框范，日益突出其审美价值和作用。那些广泛流行于民间甚至在一些王室贵族中也日益受到欢迎的所谓“新乐”之所以被那些维护旧礼乐体系的人斥之为不合于礼，之所以大不同于那些唯恐使人卧的“古乐”，根本原因也是由于它们对旧的礼的体系做出了不同的超越，其审美、娱乐成分大大增强了。虽然这一类艺术在整体上尚未成为主导的艺术历史类型，却是数百年后魏晋时期艺术真正获得自觉的必不可少的先声。

这种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礼乐艺术框范的审美型艺术萌芽的出现在当时艺术理论上也有所反映。比如，庄子便在他的《田子方》一文中描述了一位“解衣般礴”、不计世俗功利的“真画者”形象，并把他视为其艺术理想的化身。荀子在其《乐论》中虽然也强调了礼与乐的同的一面，却对礼与乐相异的一面极为关注，大大突出了“乐”不同于礼的独特价值与特性。

总之，中国古代艺术，自三代晚期，出现了第三种历史类型即作为独立精神生产的、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艺术类型的萌芽。这种历史类型，在魏晋时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此后，中国古代艺术走着一条颇为独特的漫长历史道路。这便是它基本上是审美性非实用目的艺术与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所谓“礼乐艺术”、“载道艺术”）这两种艺术历史类型同时存在，互相消长，交织并进。就是说，在中国古代魏晋以后，虽然审美型艺术作为一种新类型已经确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但它却没有完全取代第二种艺术历史类型的主导地位而成为绝对主导型的艺术。就是说，礼乐型、载道型艺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仍有相当势力和影响，并且由于它往往得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有时往往还会压倒第三种历史类型的声音。但是，那些历史上真正留传下来的富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主要还是那些审美型艺术而不是礼乐型、载道型艺术。

与中国古代艺术发展道路颇不相同的是西方艺术。西方艺术在原始社会阶段无疑也是以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为主要历史类型。进入阶级社会后，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如神话、传说、史诗，神庙建筑等，逐渐取代第一种艺术类型而成为主导的艺术历史类型。西方在这之前的艺术发展，与中国艺术发展历程，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西方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古希腊时期，曾出现过一个文化与艺术的短暂的辉煌时期，在艺术上出现了所谓“走向自由的伟大觉醒”。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经描述过这一艺术景观。在他看来，希腊前5世纪以前，仍是宗教、政治目的艺术的天下，而“艺术走向自由的伟大觉醒大约发生在公元前520年到公元前420年这一百年之间。到公元前5世纪临近结束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常识他们的作品本身的诱人之处，不再是仅仅赏识它们有宗教作用或政治作用了。”“胜利女神庙（建于前408年——引者）的饰带大概已表明艺术家的态度已有所转变。……这样，在公元前4世纪对待艺术的态度渐渐地就改变了。菲狄严斯（前5世纪雕刻家，代表作是为奥林匹亚神庙制作的雅典娜雕像和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引者）的神像当初是作为神qí＠①的体现而闻名于整个希腊。而公元前4世纪的神庙的伟大雕像之所以享有盛誉，更多的是在于它们具有艺术作品的美。当时希腊有文化的人谈论起绘画和雕像来，就像谈论诗歌和戏剧一样：或者赞扬它们的美好，或者批评它们的形式和构思。”（注：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二版，第53-55页。）从古希腊造型艺术以及悲剧、喜剧、抒情诗等所达到的审美的、艺术的成就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说，西方的艺术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已经确立审美型艺术的历史地位。然而好景不长，西方文化艺术在古希腊罗马短暂的辉煌之后，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的黑暗。在中世纪，无疑谈不上种种独立精神生产的存在，因为，正如恩格斯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学、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在这种意识形态严重异化的总的语境下，其艺术的生产只能是为宗教神学服务的他律的艺术，而不可能是审美的非实用目的的艺术。在西方，艺术要真正确立第三种历史类型的地位，取代第三种历史类型的主导地位，要等到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18世纪前后，近代“美的艺术”体系大体形成，艺术自律性原理在理论上得到充分阐明，这使审美型艺术类型终于成为艺术世界真正主导者，第二种历史类型被推入历史幕后而成为次要的类型。

详细对中西艺术历史类型演化不同历史道路加以比较，非本文所能胜任。这里只想指出的是，中国三代时期在艺术上的成就，不仅确立了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这一新的历史类型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它的晚期，开始向第三种历史类型即审美型艺术过渡，成为魏晋时期艺术自觉的先声。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三代艺术在中华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它在人类艺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只因曾被算命先生忽悠

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每天亲自阅读大量的文件，躬身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他的很多政令，后世毁誉参半。但是在两件事情的处理上，他的做法却遭到了后世异口同声的谴责。这两件事情，一件是“焚书”，一件是“坑儒”。在中国历史上，焚书坑儒与秦始皇几乎无法剥离。讲到秦始皇的残暴，必讲焚书坑儒；讲到秦朝的二世而亡，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也必讲焚书坑儒。秦始皇与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总是联袂出场。那么，这两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今天究竟应当怎样评价焚书坑儒呢？

咸阳殿淳于越发难下廷议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一场盛大酒宴在咸阳宫中举行，七十名博士集体举杯向秦始皇敬酒。这个宏大的场面让秦始皇颇为感动。

首席博士周青臣代表博士们向秦始皇敬献祝词，他说，过去的秦国土地不过千里，偏处西陲，仰仗着陛下您的神灵圣明，平定海内，驱逐胡人。如今，日月所照之处，无不服从大王。往昔的诸侯之地被今天的郡县代替，天下人人安乐，再也不受战争之苦。大秦帝国可以传之万世。自古及今，无人能比得上陛下您的盛名与威德。

虽然知道周青臣光拣好听的话来奉承，但是，这番贺词，说的也是事实，秦始皇听了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

突然，一声“周青臣，你面谀陛下，是何居心！”的斥责从博士方阵中传出，随即走出一人。群臣大惊失色。秦始皇正在兴头上，被当头浇了一瓢凉水，忍住怒火一看，此人原来是齐地博士淳于越。

淳于越说，我听说商、周两朝均传承了千年之久，原因是它们大封子弟、功臣作为诸侯，以辅佐王室。如今陛下拥有天下，但是，大王的子弟却没有尺寸之地。万一出现了像齐国田常那样篡夺姜姓王朝权力的大臣，没有诸侯辅佐怎么办？我认为，不效法古人而能长期执政的王朝是没有的。周青臣当面奉承陛下，只能加重陛下的错误，周青臣不是忠臣（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淳于越朗声讲完上述这番话以后，整个朝堂立时变得静悄悄。

大臣们都明白，田氏代齐是战国初年齐国的一件大事。齐国始封之君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所以，齐国国君是姜姓。田氏来到齐国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田氏采用小斗进、大斗出的办法收买民心，齐国百姓纷纷奔到田氏门下，田氏势力与日俱增。最终结果是田氏铲除了其他公族的势力，并于公元前378年，代替姜姓成为齐国国君。这是中国历史上由一家非公族的卿族取代国君的著名事例。淳于越担心秦国不封子弟功臣，将来也会出现类似的事件。淳于越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恢复封建制，这实际上是直接针对秦始皇的郡县制而阐发的。

秦始皇听了淳于越的话，深感他反对自己的郡县制度，内心很生气，立即收起了笑容。由于淳于越危言耸听，牵涉到大秦帝国的江山是不是以后姓嬴的问题，于是，他强压怒火，对大臣们说，此事交付廷议。

其实，秦始皇的发怒非常好理解。人们常说“闻过则喜”，但是，这个世界上哪有“闻过则喜”的？但凡是个正常的人，统统没有“闻过则喜”。“闻过则怒”叫正常，“闻过不爽”已是修养极高之人了。

丞相李斯第一个站出来据理反驳。李斯针对淳于越的观点，针锋相对。反驳的要点有二：

第一，法后王不当法先王。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并不相同，夏商周三代治国的方法也并不完全沿袭，各按各的情况治理天下。这倒不是三帝、三代有意要标新立异，而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因此，治国的方法也不相同。如今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万世之功，本来就不是一般愚儒所能明白的。何况淳于越谈的都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怎么值得仿效？那个时代，诸侯相争，广招游士，如今天下大定，法令一统，百姓应当努力种地，士人应当学习法令。

第二，禁私学以灭异说。现在有些人不学今人而只学古人，非议当世，扰乱百姓之心。我斗胆说一句话：古代天下混乱，没有人能够统一天下，所以诸侯之间相互兼并，议古非今，虚言乱实。人们光知道用自己学的东西诽谤皇上所立的新制。如今皇帝一统天下，私学非议朝政。一听到皇上的诏令，就议论纷纷，不是心非，就是巷议。谏言只是个名，标新立异才显得高明。如果这种局面不禁止，那么，皇上的尊严就会下降，形成结党营私。因此，禁止是上策。

我请求陛下批准：不是秦国史官写的史书全部销毁。不是博士官职务的需要，各地藏匿的《诗》、《书》和诸子百家之书，全部交到郡守处集中销毁。有胆敢再藏匿或聚众谈《诗》、《书》者一律处死，有胆敢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员知情不报，同罪。令下三十天不销毁者，受黥刑，罚作城旦（城旦是一种刑法，刑期四年，白日守城，夜晚筑城）。医药、卜筮、农家之书不在禁毁之列。今后有人要学法令，就跟着官吏们学习（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听了李斯的建议，立即下令说：我看可以。

于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令产生了。

方士议政畏罪潜逃始皇弭谤怒坑诸生

秦始皇下达焚书令，导火索是博士们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争议。一场政治制度的争论会引发秦始皇下达如此政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是想用暴力手段来控制舆论，进而巩固政权，这可以说是一种愚民政策。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秦始皇身上的“焚书”事件。那么，震惊世人的“坑儒”又是怎么回事呢？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开始了他当皇帝之后的第四次大巡游。这一次，秦始皇主要巡视的是北方边地。就是这一次，他遇到了燕人卢生，便派卢生去寻找仙人。卢生出海寻找仙药，非但没有找到仙药，反而给秦始皇带来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言。

还是这一年，求仙心切的秦始皇还派了韩终、侯生、石生等一批方士也去寻求长生不老之药。

三年之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找不到仙人的卢生向秦始皇建议，隐匿自己的行踪，以免打扰“真人”光临。秦始皇以“真人”自称，废除称“朕”。接着发生了秦始皇随从向李斯泄露秦始皇不满他车队盛大的事件，招致秦始皇将自己评价李斯时在侧的全体侍从统统处死。

“焚书”和杀死随从两起恶性事件发生之后，侯生、卢生害怕了，他们担心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担心自己找不到仙药会受到秦始皇的严厉处罚。于是，他们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和秦始皇，这场议论触及了三个十分敏感的话题：秦始皇的为人，秦始皇的为政，秦始皇的求药。

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一个自以为功高天下的人，一个只信任狱吏的人，一个以刑杀统治天下的人，一个贪恋权力的人，一个为求仙药就随意滥杀的人。

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这些评价涉及秦始皇为人的方方面面，而且，所有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专任刑杀、迷恋权力。

为什么说秦始皇刚愎自用、贪恋权力呢？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以为自古莫及己”。朝中博士七十人，只是个摆设，秦始皇并不信任他们（特备员弗用）；丞相大臣也是摆设，他们只是奉旨办差（丞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事无大小，都必须由皇帝一人拍板定案。秦始皇每天用秤称量公文的重量。当时的公文都是书写在简牍之上，所以，公文有重量。秦始皇给自己定的工作量是每天批阅一百二十斤公文，完不成定额不休息，白天晚上都有规定的指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自以为是、专任刑杀是指什么呢？朝中大臣由于害怕丢官被杀，没有一个人敢于向秦始皇提出不同意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所以，“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在上位者听不到不同意见而更加自以为是，处下位者靠欺瞒哄骗以博取信任。

侯生、卢生这一番议论后，两个人觉得再待在秦始皇身边就会有生命之忧，议论完之后就不见人影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他们背后议论秦始皇的话很快被秦始皇知道了，这已非同小可，更有甚者，侯生、卢生怕自己的骗局很快被揭穿，已畏罪逃亡。这引发了秦始皇的震怒。

秦始皇这一怒非比寻常。一是此事发生在焚书事件后的第二年；二是秦始皇斥巨资求仙最终却一无所得，深感上当受骗；三是方士们的诽谤让秦始皇难以承受。

秦始皇历数方士之罪：韩终这帮家伙不辞而别；徐福花费巨万，最终没有一点音信；卢生接受巨额资助，现在还诽谤朝政。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秦始皇下令逮捕在京城咸阳的诸生，并派人私下访查。秦始皇并为此事定了一个基调：“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这句话分量极重！这意味着侯生、卢生的议政与逃亡已经被秦始皇定性为一场针对大秦帝国的妖言惑众罪。

接下来是大逮捕、大审讯，被捕诸生又相互揭发，牵连了四百六十人。

秦始皇将此四百六十人全部活埋，并通告天下，引以为鉴。

皇长子扶苏向始皇进谏：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尚未宾服。诸生都是读书人，皇上用重刑加以惩罚，恐怕会引发天下的不安。

这番话秦始皇当然听不进去，非但如此，扶苏还被秦始皇派往北方到蒙恬长城军团担任监军。这等于是贬出京城。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坑儒”事件。

简牍能焚烧不尽谤声易弭怨难除

秦始皇通过“焚书”和“坑儒”这两件大事，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统一了思想，控制了舆论，造就了包括思想在内的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但是，“焚书坑儒”一直被作为秦始皇残酷暴戾的凿凿证据，被后世天下文人唾骂了两千余年，以至于今天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有人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食肉寝皮。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产生的后果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标准。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评价发生在秦始皇身上的焚书坑儒事件呢？

第一，“焚书”的后果。

一是开了愚民统治先河。

秦始皇“焚书”的恶果不仅仅在于他烧毁了大量先秦典籍，更重要的在于秦始皇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用暴力推行愚民统治和控制舆论。作为秦始皇来说，这是他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的必然，但是，对于整个封建社会而言，秦始皇用暴力对天下百姓进行愚民统治却是一个可怕的开端。

二是焚书令不能解决封建与郡县之争。

焚书令的导火索只是朝堂之上有关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一场争辩。分封诸侯的危害在未来，施行郡县的危机在当前。分封诸侯到了若干代之后才会出现诸侯之间血缘关系疏远相互杀夺的恶果；施行郡县的危机在于，一旦出现暴乱就会造成无人勤王的严重局面。所以，分封与郡县二者各有利弊。秦始皇当年统一天下之始就曾经因立封建还是设郡县发生过争论，但是，因为秦始皇立场鲜明地支持主张郡县制的李斯，所以，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郡县制。可是，封建与郡县之争并没有因为全国已经普遍施行了郡县制而宣告结束，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仍然坚持封建制，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施行封建制才能巩固政权。

淳于越是秦始皇时代坚持政治主张的博士代表。这些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博士没有因为秦始皇主张郡县制而屈服，他们固执己见，坚信封建制是保证大秦帝国长治久安的正确制度。

秦始皇对博士相当重视。秦始皇时期，朝廷设博士官七十人，这在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是博士人数最多的朝代。但是，秦始皇建立“一人”政权，施行皇帝制度，他虽然广蓄博士，却不能听从博士们的意见。因为，秦廷博士大多数赞成封建制。而秦始皇希望博士们支持他的政治制度——郡县制。一旦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发生冲突，秦始皇就不会从谏如流了。

秦始皇不采纳博士们封建制的意见也不是大事。问题出在秦始皇不听从博士们的意见，却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达了焚书令。秦始皇没有处罚淳于越，这是他的明智；但是，秦始皇妄图用焚书的办法杜绝博士们的意见，杜绝天下人对政治的评议，却是最愚蠢的办法。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士人都反对焚书。

我们不妨看看两首古诗，看看古人是怎么看待秦始皇的焚书令的。唐人章碣写有《焚书坑》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此诗首句的“竹帛”代指书，秦代的书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所以“竹帛”就代表了书。“烟销”，指书已被焚。“帝业虚”，指焚书的结果并不像秦始皇所想象的那样能够愚民，反而使大秦王朝的帝业受到极大伤害。

第二句“关河”指江山。“空锁”，指白锁。“祖龙”，指秦始皇。全句说秦始皇千方百计地防范天下的读书人，结果只蒙蔽了他一个人，使他误以为“焚书”可以愚弄天下百姓。其实，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

第三句“坑灰未冷”，指焚书不久。秦始皇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下达焚书令，三年之后秦始皇死去，四年之后秦末大起义开始。“山东乱”，指天下大乱。

第四句“刘项”，指刘邦、项羽。“原来不读书”，讽刺秦始皇的愚民政策失败。

全诗讥讽秦始皇焚书杜绝言论，企图让秦朝基业万世永存。但是，没有想到最终推翻秦朝的刘邦、项羽根本就不读书，焚书对他俩完全不起作用。焚书，搞文化专制，最终秦朝却被不读书的起义者所推翻。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还有一首无名氏写的《焚书坑》诗：

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

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

秦始皇“焚书”本来是要施行愚民政策，结果人未愚而国已灭。因为秦始皇禁锢天下的读书人，却挡不住“一人”不愚，这个人就是刘邦手下最有名的谋士张良。张良从黄石公那里读了兵书，知道如何用兵天下。仅此“一人”足以置大秦帝国于死地。

从后人的两首焚书诗来看，秦始皇的“焚书”丝毫没有阻挡大秦帝国的灭亡，只留下了一个两千多年来为人讥笑的话柄，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教训：愚民不能巩固统治。

第二，“坑儒”之说不准确。

“坑儒”在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被称作“坑术士”（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这里的“术士”是指儒生之中主张阴阳五行的一批人。

东汉王符的《潜伏论·贤难》篇也称：“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王充把“焚书”称为“诛偶语”，把“坑儒”称为“坑术士”。

“术士”是方术之士，“儒生”是儒家士人，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术士”也读儒家经典，但是，“术士”更多是精通方术。卢生、侯生都是为秦始皇寻求仙药的方术之士，并不是纯儒。

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坑儒”的叫法并不准确。

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说：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灭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

班固说的“文学”是指“文章学术”，基本上相当于“儒生”，但是，班固仍未用“焚书坑儒”之说。

《汉书·儒林传》说：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

可见，西汉多数学者没有哪位把秦始皇的坑杀方士称为“坑儒”，而是称为“坑术士”。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到了东汉卫宏作《古文尚书序》，才正式使用了“焚书坑儒”一词：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

南北朝时期刘宋时代范晔的《后汉书·陈蕃传》又一次用了“坑儒”之说：

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

另外，侯生与卢生议论秦始皇时，特意说明当时咸阳“侯星气者至三百人”，可见，京城咸阳的术士之多。

第三，“坑儒”新说不可信。

我们讲的秦始皇坑术士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最原始也是最可靠的依据。但是，东汉卫宏记载的焚书事件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大不相同。据卫宏记载，秦始皇将古文字改为小篆和秦隶，担心天下读书人不从。于是，召集天下的读书人到京城，先封为“郎”（侍从），再秘密派人在骊山有温泉的地方种瓜。由于地下温暖，冬天长出了瓜，秦代没有塑料大棚，这可是一大奇闻。秦始皇于是召天下博士讨论冬天长瓜一事，博士们议论纷纷，争执不下，秦始皇趁机派博士们前往骊山实地考察。当博士们在骊山山谷的一块瓜地实地考察之时，秦始皇暗令从山上往谷中填土，七百多位博士全部活埋于骊山山谷之中（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相论难，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终命也）。

后来，唐人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唐人张守节为《史记》作注（《史记正义》），唐人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唐人李善为《文选》作注，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卫宏的说法。可见，东汉卫宏的“坑儒”新说在唐代极为盛行。

两种“坑儒”说差别很大。《史记》记载的“坑儒”是因方士欺骗秦始皇，引发秦始皇大怒而捕杀术士。卫宏新说则是秦始皇担心统一文字引发读书人的不满，所以，设计将天下读书人骗至京城并杀死。两说的起因不同，施行坑杀的心理状态不同。本为事实的原说在唐代反为卫宏的新说所代替，并且广为流传。这说明唐代之后，秦始皇的“坑术士”遭到了空前的社会批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焚书坑儒”呢？

从正面来看，“焚书坑儒”其实是统一思想领域的一场政治运动。秦始皇灭掉六国之后，在政治上废除了封建制，推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用小篆统一了文字；在经济金融上，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是国家统一的根本要求。但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仍以它的惯性而存在，大秦帝国仍然没有形成思想领域的统一。从长远来看，只有思想统一了，才能保证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更加有效。而当时盛行的儒家和法家两家思想相较而言，儒家是保守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是创新的，是新事物，不符合儒家的理念，因此众人对之议论纷纷。而当时六国贵族，也想借着儒家的思想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因此，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淳于越咸阳殿上的发难、几个术士的欺骗诽谤行为让秦始皇找到推行思想运动的借口与切入点，由此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上演了，手段虽然过于激烈，对待诸生也太残酷，但在短时间内思想上迅速取得了统一。

焚书事件是有目的的文化专制，坑儒事件虽然带有冲动性，但是，以屠杀来控制舆论是更典型的文化专制。淳于越的过错在于他把秦始皇当成了秦王嬴政，以自己的“道”去碰撞秦始皇的“势”。这说明秦朝博士们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秦始皇的文化专制。其实，秦始皇并没有真正打算消灭儒家，所焚的只是民间私藏的反动儒家经书，很多儒家著述被当时的国家图书馆有意识地保存下来。清朝人黄石牧也说过：“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翻阅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所引证的材料，不仅有诸子百家语，而且还有先秦诸侯列国史官的记载。

焚诗书坑术士一事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了。为什么呢？汉代儒生的过秦思潮，经学家对典籍被毁的愤怒，都是原因。

在所有古书中，汉代王充在他的《论衡·语增篇》中最早真实地记录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

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对于秦始皇坑儒的人数多少以及坑儒的方式，历史上曾有过不同记载。其中，有七百多人、四百六十七人、四百六十四人、四百六十人等不同说法。

但是，秦始皇不论以什么为理由杀戮四百六十人，不论人数是否为四百六十，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哭能笑能跑能跳的人。秦始皇为这些人定罪只是胜利者的正义而不是正义的胜利。

“坑儒”的意义不在于诛杀了多少术士，而在于向天下昭示了大秦帝国的文化政策取向，昭示了大秦帝国文化专制的既定国策。大秦帝国虽然仍保留了博士官，但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气象却从此消亡殆尽。

历史往往与统治者的初衷背道而驰。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强制推行文化专制与愚民政策，本来是为了巩固大秦帝国的统治。结果，却让绝大多数读书人站到了大秦帝国的对立面，进一步失去了民心，为大秦帝国的最后灭亡又增加了一颗稻草。所以，陈胜、吴广反秦大起义之时，众多读书人纷纷投身反秦斗争之中，成为推翻大秦帝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时始料未及的。